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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说明（第6页）

、“私”

等概念的梳理，提出：“虽然我们不能从中国近代思维中分析出‘个我的自立’这种思想，但是，相反地，应该能够展望到他们把独特的共和革命与人民革命视为近代的将来。

无疑，中国近代思想只能从共同体的，如万物一体之仁——大同思想中分析出。

因此，天、理、自然、公是这种共同体思想的表象，在思想史上，我们应该通过这些概念去探索亚洲的一种近代的历史性或主体性的质。”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38～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8]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6、372～3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9]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60]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含义和在西方的演变情况，可参见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15页；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2）；汪晖：《公共领域》，载《读书》，1995（6）。

[61]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47～2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62]参见［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思考》，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378～400页。

[63]黄宗智虽然提出了“第三领域”

的新名词（《中国的“公共领域”

和“市民社会”

——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420～443页），但他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特点并无讨论，而且他所提出的第三领域含义颇为模糊和多变，一方面，与罗威廉等人所谓的“公共领域”

究竟有怎样的区别还让人疑惑；另一方面，它能不能作为一个与国家和社会相对应的、单独的领域独立存在也大有问题。

相关的评论请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1～2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64]这只是就一种潮流而言，事实上，梁其姿等人零星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

[65]有关台湾这一研究兴起的缘起与状况，请参见杜正胜的三篇论文：《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

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995-03；《“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

的缘起与立意》，见《古典与现实之间》，265～27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台北），第8卷，第4期，1997-12。

亦可参见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的缘起》，载《古今论衡》（台北），创刊号，1999。

[66]网址为：http：saturnihp.siw～medie，承台湾蒋竹山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67]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

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42页。

[68]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46页。

[69]有关中国台湾地区这方面研究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70]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于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

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见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71]有关现代中国医学史的状况，可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1（2）；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3）；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靳士英：《疾病史研究六十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

[72]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德国的文树德（PaulU.Unschuld），日本的真柳诚，中国台湾的刘伯骥、陈胜昆等人。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

[73]指立足医学本身发展，以叙述医学“发现”

与“成就”

为重点的医史。

基本相当于本书所谓的医史学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