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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疫病医疗背景（第2页）

这一章节中共提到医家姓名128人次，除去籍贯不明16人次，重复23人次（其中北方人只有王清任一人被重复一次），共提及医家89人，只有5位北方人，再除去朱元璋的第五子朱，及受命于朝廷编辑医书的吴谦、蒋廷锡，剩下的81人全是南方人，其中江苏24人，浙江23人。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明代著名医药学家”

与“清初（1840年之前）著名医药学家”

两节中共提到医家69人，除去3人籍贯不详，南、北方人氏之比例为60∶6，其中江苏18人，浙江22人。

[3]而根据对《清史稿·艺术传》中所载医生的统计，差异更是显著，在所有著录或提及的48名医生中，竟有30位为江南人氏。

[4]由此可见，明清医学中心在以苏—杭为轴心的江南地区毋庸置疑。

当时在江南各地医生已为数甚多，以苏州为例，仅俞志高在《吴中名医录》中收录的清代名医就有将近800人。

[5]当然，社会医疗水平的高低，不仅限于医生人数一个方面，还包括医疗知识的普及程度、医疗点的分布密度以及医疗机构的建设状况等诸多内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中再做详细讨论，于此暂存而不论。

中国传统医学在明清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和种痘术的发明与推广，乃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两个亮点。

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说：“传染病在各历史时期，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清代三百年来医家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尽于此。

所以清代医学上最重视传染病，也是中国医学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6]而且，温病学和种痘术都是在江南或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

温病学的中心在江南。

如果不算传说中的峨眉山人的种痘，虽然人痘术最早出现在明后期江南周边的安徽宁国、安庆和江西弋阳、新建等地，但进入清代后，在人痘术的发展、改进过程中，江南明显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

和“松江派”

[7]，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1]参见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2]参见张剑光：《三千年疫情》，424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3]参见李经纬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63～68页。

[4]参见《清史稿》，卷502《列传·艺术一》，13865～13883页。

[5]参见俞志高编著：《吴中名医录》，121～265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6]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7页。

[7]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