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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疫隔离和检疫（第3页）

不知此义，当思如戏场上关圣帝，手提单刀，过五关斩六将，何等神勇，心目中跃跃然亦有欲学作关公之想，则神完气足，病气自不能侵。

坐定时，又须谨避风口，视今日是何风？如属东南风，则直向西北方侧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

[134]

提神再加尽可能地避开疫气，大概是会有些实效的。

除了提神，当时的一些医家还要求：

而必欲寻一避之法，则惟有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

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135]

要求注意饮食起居的主张，效应虽不那么直接，但应该比提神更具效果。

这些措施与避而远之相比，无疑是较为积极的避疫法，对防止瘟疫传染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隔离

上述尽人事的避疫法已不是纯粹消极地躲避，但若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隔离病人，仍无法真正地防止疫病扩散。

中国隔离疾疫病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很早就出现了，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问》就透露患有疠病的人有两个可能的下场：被送往“疠所”

，或被投入水中淹死（定杀）。

[136]送往“疠所”

就是说将病人隔离。

《汉书·平帝纪》也说：“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

[137]这里不仅隔离，还予以医治，显然又进了一步。

此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不仅官方举办，一些佛教团体也开始介入。

[138]宋代，苏轼于1089年在杭州为官时，捐赀创立了收养贫病的安乐病坊。

之后，徽宗又诏令地方官府在各郡设立安济坊，大的安济坊设有病房11间，隔离病人以防传染。

这些法令，在南宋得到了继承。

不过这种官方举办的机构，由于官员贪污和经费不足，往往弊端丛生，实际效果不彰。

[139]应该与此有关，这一事业，从国家和官府这方面来说，明清以后不仅没有什么发展，反而萎缩了，官方极少有对疫病隔离和建立隔离场所的专门政令[140]，官府在大疫之年设立药局医治病人的情形虽然不时可见，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

就清代江南的情况而言，在疫疠流行时，主张隔离病人以防止时疫流传的言论已非常深入人心，因此隔离方法的采用[141]，似乎也较以前更普遍一些。

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救疗瘟疫病人时，常常会采取隔离的措施。

比如：

（乾隆）五十年大旱，疫疠大作，（镇江）郡守鹿公延知赈事，设粥厂四，立条约，男女异路。

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给药饵，躬自检视，不以传染为嫌。

[143]

丹徒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旱疫灾之后，还建立了专门收养隔离病人的留养所[144]，这一留养所虽主要由士绅和寺院共同创建和维持，但从功能和形式上看，与宋代的养济坊颇多相似。

除了灾荒时的救济外，不少慈善机构对堂中疾疫之人一般也有予以隔离的规定，比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议定的平湖普济堂规规定：

设养老房四十间，每间可住三四人。

如有偶患小恙，延医服药。

倘患疫疠疮疡，易致传染诸症，即移居养病房，延请专科医治。

凡丸散膏药，司事督令工人依方制药调理，俟病痊日移归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