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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疫隔离和检疫（第5页）

然而，如果将防疫医院与以上所谈到的安济坊或留养所做一对照，就不能不说，无论是隔离意识，还是设置寓所隔离病人并予以治疗的具体做法，防疫医院与留养所之类并无根本性的差别，不同的是医疗手段以及对可能存在疫情人群的查验。

过去只是收养或留养，对患疫病人绝不强制入院，而这可能正是当时民众对租界工部局强行挨户检验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所以，它其实也含有传统的因子。

当然，西医的引进，西人全面检验和强制入院这一隔离手段，也使清末的防疫医院出现了新的内容。

而后一方面内容的缺失，是与明清时期国家对除了道德和秩序以外的地方公共事物基本采取适度倡导甚至放任自流的传统策略直接相关的。

这一策略使明清时期国家能够以非常少的官员基本有序地控制十分庞大的社会，但又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强制实行一些社会自身难以完成的公共管理措施，比如公共卫生等，从而导致传统社会不少值得重视的创意往往难以得到广泛而拥有制度保障的推广，而始终停留在自生自灭的水平上。

从长时段来看，这无疑就是中国传统国家的弱点之一，同时也是清末新政的意义所在。

另外，以上防疫医院的建立，尽管乡贤领导的社会力量起到了发起和组织的重要作用，但国家和官府的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

可见，在清末，官方和社会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在共同扩展，并非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反映出在同西方文明较量中，整个社会对以上所说弱点的体认。

当然，应该指出，传统对病人的隔离基本是一种自愿的收留或收养，没有强制查验这一环节，而且隔离涉及的范围很小，与西方的quarantine等很彻底地将整个地区隔离的做法相差甚远，因此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隔离政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隔离。

[150]因此所谓的隔离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不彻底的。

检验的缺乏乃是传统国家公共管理职能薄弱的一个表现。

（三）检疫

检疫，主要是指关津对流入本地人口的疫情检查，这一制度，在欧洲，是人们在同黑死病的斗争中于15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

[151]而它在中国的出现，则与天花的巨大杀伤力有关。

清初，对天花普遍易感的满族人入关后，出于对出痘的恐惧，设立了“查痘章京”

一职，并于嘉庆年间开始，对出洋回国之人是否有痘疮予以检查。

[152]不过这种检查仅限于天花，而且国内榷关也基本没有这项职能。

所以近代海关的检疫制度，主体上是从西方传入的。

中国最早的近代海港检疫制度始设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时因东南亚有霍乱流行，乃有江海关税务司拟定检疫章程，呈政府批准并请驻华外交官同意，予以施行，并逐渐在宁波、天津等地推行。

[153]此后，这一制度在江海关一直严格实行，比如在1892年至1902年这十年间，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就有四年因中国其他地区有疫病流行而采取了大规模的检疫措施：

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污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

，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

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

工部局如临大敌，下令彻底打扫公共租界，并在浦东和杨树浦建立了一些临时性医院和一处熏蒸消毒站。

在夏季，同香港的贸易来往逐渐减少，直至事实上停顿下来。

1896年，对来自南方各口岸的所有船只又不得不采取检疫措施，但这一次除中国旅客的数量略有减少外，贸易很少或甚至没有受到干扰。

接着在1898年再次规定必须检疫。

次年4月，吴凇口外的崇宝沙（gPao-shaIsland）设立了卫生站。

从事检查的医务人员，在12月份结束检疫时，已检查了422艘船只和55589人次。

过去两年，马尼拉、台湾、厦门、汕头、牛庄和日本先后被列为染疫地区，该站负责官员的工作量随之大增。

这更加清楚地证实了卫生站的价值。

[154]

这些由外人控制的海关在检疫时对华人不甚恭敬甚至予以侮辱之类的现象，必然是存在的[155]，不过就其输入并促发了国人自己建立对防疫极为必要的检疫制度这一点，仍应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