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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体系的调（第2页）

而瘟疫死亡人口的减少对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清代江南的医学以及医疗资源的发展对清代人口不断增长的意义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它们与清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等因素一起导致清代咸丰以前人口的持续大规模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人口与环境、资源间紧张关系基本是依靠自然因素来调节的，并将这一系统称为旧生态体系。

比如，布罗代尔通过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回顾总结说：

综上所述，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

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

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

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的法国，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危机。

这些严重的警告表明，姗姗来迟的生活改善还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始终险象丛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问题。

[75]

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纷纷指出，中国至少从宋元以来，生育控制就已成为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地区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

[76]这说明，在清代江南，调节生态体系已不再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非个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积极的生育控制这样所谓的近代行为。

当然，前者的调节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

不过问题是，尽管当时存在两种调节方式，但都没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解当时严重的人口问题。

[77]这些充分说明，旧有调节手段的调节功能在减弱。

这一点，洪亮吉在18世纪末已敏锐地感觉到，他说：

曰：“天地有法乎？”

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

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

[78]

由于瘟疫的发生频度一般远低于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再加上医药救疗以及人痘接种等因素，瘟疫的调节作用在其中应该不占重要地位。

不过瘟疫与水旱战争有所不同，它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可能会导致瘟疫发生频度的增加，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对外交往也往往相应发展，而这又会增加疫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烈性新传染病的传入，则会直接导致瘟疫调节作用的增强，直到人体的自然调适力和医药水平的发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趋减弱。

由此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对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个作用力完全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