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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第4页）

[36]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27页。

[37]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86页。

[38]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07页。

[39]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第4本，68页。

[40]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40a页。

[41]沈梓：《避寇日记》，卷5，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13页。

[42]近人徐映璞在谈到杭州的情况时，也把饿死当做第一位的因素，他说：“杭州自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

（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21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3]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44]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48页。

[45]濮院镇的入口，笔者未发现明确的记载，据现代人编的《濮院镇志》称，乾隆年间，有人口万余户（参见陈兴蓂主编：《濮院镇志》，369页。

上海，上海书店，1996）。

以户均五口计，则为五万余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设为乾隆三十二年）到咸丰末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省的人口数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4页），则为92000人，濮院是当时嘉兴府有名的巨镇，镇区人口按十分之一计，则为9000余人。

[46]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7页。

[47]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9，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58页。

[48]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49]《太平天国资料》，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2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0]杨家骆主编：《大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507、513页。

[51]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52]参见疫情年表。

[53]民国《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祥异》，第24本，513页。

[54]民国《剡源乡志》，卷4《氏族》，第24本，529～530页。

[55]参见疫情年表松江府部分。

[56]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47、170页。

[57]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8]江浙两省各个时段人口增长状况可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6页。

[59]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60]《金史》，卷17《哀帝纪上》，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1]参见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载《历史地理》，第12辑，187页。

[62]花村看行侍者（吴震方）：《谈往》，12b～13a页，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16。

[63]参见张剑光：《三千年疫情》。

[64]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97～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