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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杨教授的引介推荐，本书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梓行。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和杨教授的相识得益于夏明方博士的引介。

我和夏博士最初几乎完全是通过各自阅读对方的论文而逐步相知的，他极具特色的理论概括和思维能力，在近年我们颇为频繁的学术交流中，常常给我以触动与启发。

此外，李中清（JamesLee）教授、张国刚教授、黄兴涛教授和阮芳纪教授等也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

梁其姿教授有关明清慈善和疾病医疗的众多论著曾给予我相当多非常重要乃至关键性的影响。

我会永远记得，2000年10月9日下午，在天津机场的候机厅里，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先生，她是应邀专程前来南开讲学的。

梁先生的随和、宽容和博学很快消弭了我面觐大学者的紧张和不安，让我第一次觉得从机场到学校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原来是如此短促。

在此后一周中，我有幸多次当面领受她的教泽，不过更为幸运的是，梁先生返回台北后，仍在学业上对我不厌其烦地给予指点和帮助。

特别是，她还为拙稿写下长达数千字的批评意见。

可以说，此后本书的删改大都是在梁先生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仅如此，梁先生还在百忙之中，慷慨赠序，为拙著增辉。

在博士论文的准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韩书瑞（SusanNaquin）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教授和朱建平研究员、苏州大学的吴建华博士和朱小田教授、苏州中医院的俞志高医师等诸多师长，或在资讯介绍、或在资料提供、或在写作和研究方法指点等方面，对笔者给予了众多无私的帮助。

苏州科技学院的宫向阳和朱永涛、复旦大学的吴滔、天津市委组织部的曹汉军诸位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挚友，长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生活和精神上相互砥砺，在多年的求学经历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尽其所能地给我以襄助。

感念之情，实难以名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计经济效益，以优厚待遇出版纯学术著作，其表现出的胆识令人感佩。

同时也非常感谢“新生代学人文丛”

编委会对拙著的厚爱。

该文丛的执行主编李艳辉博士和责编王立新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和编校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使之增色不少，亦谨此深表谢忱。

2000年的春天，正当我写作博士论文之时，父亲几度重病住院，当时曾为自己不能侍奉于床前而歉疚不已。

而今，父亲已长眠于故土的青山绿水之间，让我不再有任何弥补的机会和希望，物是人非，未语泪流……父亲是个普通而本分的农民，他可能全然不懂我所做的研究，可农民的淳朴情怀以及先祖的事迹，似乎让他本能地认为，无论如何，读书总是一件高尚而值得为之付出的事。

如若地下有知，但愿这本凝结儿子多年心血的小书能给他捎去些许的慰藉。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余渭炎先生（1940—2001）。

余新忠

2002年9月28日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