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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经济与人口吏治问题的凸显（第2页）

中国因此以其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也因此在传统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最先进的行列。

从战国直到清代，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成分始终是被称作“四民”

的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

四民既是社会职业的分工，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汉代人对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四民中，又以农为主要成分。

清代学者包世臣说“三民居一，而五归农”

，意思是说，士、工、商三民（也即非农业人口）加起来约占总人口的16或16.7%;而农业人口则占到56或83.3%。

传统时代发展到了清代，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清代缙绅地主的特权垄断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无功名官爵的庶民地主（多为中小地主）大为发展。

乡居地主中的绝大多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以及与其直接对立的佃农乃至广泛存在的自耕农均同属于四民中“农”

的范畴，在社会等级中亦均属于凡人等级。

乡村中原有的若干贱民等级，如一些地区的世仆、伴当等，也在清代相继得到开豁，至少在法律上已具有平民的身份。

雇工的法律地位，也因庶民地主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提高。

其次，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亦于清代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

土地的私有与自由买卖，使得地权的转换变得极为频繁。

所谓“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

，“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在清代都是习以为常的现象。

甚至“百年田地转三家”

的民间熟谚也不足以表现地权转换的频繁，因为有些土地“十年之间已易数主”

。

地主与农民之间，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些力农起家的富裕农民有可能很快上升为地主，若干地主仅因分家析产便可降为普通农户。

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还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地主与佃户分掌“田底”

与“田面”

的现象，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也受到了抑制。

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文治之盛。

当中国刚刚跨入18世纪的时候，正值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清代人口增长最快之时。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因“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

，人民“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

而“欲知人丁之实数”

。

为此，他发布了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上谕，内称：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