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修约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第1页）

第二节　“修约”

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

banner"

>

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所谓的“坚船利炮”

敲开了中国长久闭锁的国门，西方殖民扩张势力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军事侵略也逐步升级，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巨大变化。

西方列强通过逼迫，与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特权，并通过由不平等条约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则，使欧、美等国侵略者得以共同分享其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获取的侵略特权，从而初步形成了构建近代中外关系基本格局与趋向的不平等条约体系。

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列强以条约口岸为据点与基地，从沿海地区到中国腹地，大肆地倾销其机器化生产的廉价商品，掠夺中国传统的丝、茶等农产品原料，把中国变为其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

同时，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为借口，进一步扩大其在华侵略权益，勒索租界，建立租界“政府”

，控制中国海关，使租界地成为游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国中之国”

，更使中国领土的完整继香港被英国割占、澳门为葡萄牙强占之后受到严重的损害，使中国的行政司法权、关税自决权、海关行政管理权、领海权等受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国家权益严重流失，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更有甚者，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与中国进行所谓的“合法”

贸易的同时，不改其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本性，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贸易，使鸦片烟毒较鸦片战争爆发前更形严重；而且，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还公然由条约口岸出发，劫掠、贩卖数以万计的华工至其海外殖民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血腥罪行。

当英、美、法等国强迫清政府与它们签订最初的一批不平等条约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曾经一度为之欣喜若狂，他们认为从此便可以无限度地向中国倾销商品，牟取高额利润。

五口开放通商后，英国资本家，尤其是纺织业资本家曾充满幻想地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

1852年3月，英国驻广州全权代办密切尔在一份报告书中也兴高采烈地写道：“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告诉他们，说是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人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他一省的衣料的’。”

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

然而，事实并未如西方资产阶级预料的那样令他们满意。

虽然在五口开放通商的最初数年间，英、美等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有所增加，但占其对华贸易额总数高达70%以上者，只是英、美等国的机器棉纺织品，而且在中外所谓的合法贸易中，即便由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协定税则所造成的中外贸易不平等地位，加上侵略特权保护下的走私偷税，使其对华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西方国家依然没有改变其逆差地位，这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七节讨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所揭示的事实。

而以鸦片走私所产生的贸易额，虽然能够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甚至使列强对华贸易处于出超地位，但是这种非法的罪恶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即使在“文明世界”

中也受到道义的谴责，而其所产生的利润，绝大部分也仅仅落入了那些鸦片贩子们的私囊之中。

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海外市场，倾销其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意图有所背离。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在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同样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生命力。

虽然在五口开放通商后，西方廉价商品蜂拥而入，对传统经济形态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西方商人对中国传统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大规模采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以商品经济为其特征的桑、茶垦殖业的畸形发展，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经济造成了破坏。

但是，在五口开放通商最初的十多年间，中国传统经济远未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其对西方商品的抵抗也同样表现得极为顽强，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对洋货的需求量仍显微乎其微，西方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未能很快得到拓宽。

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维系着形式上的严禁鸦片贸易政策，但已徒具空文。

西方殖民主义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对中国进行了更加肆无忌惮的鸦片走私贸易，其规模已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社会的鸦片需求量也远远超过对西方洋货的需求量，鸦片在中国的销路同样也远比洋货宽广，几乎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鸦片的超常入口，在造成中国社会财富巨大消耗、普通民众日益贫困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市场购买力的日趋低下，从而形成对中外合法贸易的严重排挤。

正如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

在《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