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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4页）

，甚至“十不及三四”

。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清廷便开始整顿田赋，力图恢复原有的征收数额。

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下面两种：

一是清赋。

所谓清赋，就是“清户口”

、“清地籍”

、“清地亩”

，在此“三清”

的基础上编制《丘领户》或《户领丘》的册籍，作为开征田赋的依据。

清赋始于1864年5月，清廷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整顿江南田赋，以正赋取代战争期间权宜采取的粮捐、亩捐等，并要求“认真收纳，年清年款”

。

在此后的三数年间，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遍开展了清赋。

陕西和云南也分别在1866年和1874年于镇压回民起义后而开始清赋。

太平天国首义地区的广西，捻军及苗、回等其他少数民族起义地区的山东、山西、河北、广东等省，或在全省或在部分地区开展清赋。

到光绪初年，清赋基本告一段落。

二是垦辟和放荒，扩大田赋征收。

所谓“垦辟”

，主要是对战乱期间撂荒耕地的垦复。

还在太平天国起义余波未息前，清廷已谕令各地方官对每一地方收复之后，即“招集流亡，垦辟地亩”

。

1869年重申前令，切实讲求招垦开征事宜。

到同治朝末朝（19世纪70年代中），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一般都设立了招垦的专门机构，订立章程，查勘荒地，并采取了一些鼓励客民入籍垦荒的措施。

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未能完全恢复原有的耕地，特别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绝大部分的撂荒地都尚未垦复。

所谓“放荒”

，就是继续采取咸丰年间开放和招民开垦口外、关外围场禁荒的措施，在热河、察哈尔、内蒙和东北等地，对围场、旗荒和其他官荒作规模更大的丈放升科。

在奉天，于1867年开始对盛京附近已垦荒地50余万亩清丈定则，此后由近及远，对各地垦熟地亩逐一丈量升科，到同治朝末，仅凤凰瑷阳城和汪清门外南北一线，已有升科熟地180余万亩。

在吉林，户部于1868年要求吉林将军加强放垦措施，防止吏胥舞弊和流民私垦，并清查私垦和浮多地亩。

在黑龙江，也于同治年间开始招民试垦，到1869年，放荒地亩已有20余万垧，但与可垦地面积比较，只占极小比重。

这些政策、措施，使田赋征收有所整顿和增加，但实征所得数量尚未达到战前水平。

直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各省地丁除四川全部得到征收外，大多还只能征得七八成，最少的仅有二三成，平均为六成。

就盐税改革而言，主要是通过改革盐政制度增加盐税收入。

其采取的措施有这样两种：

第一，整顿盐法。

1864年，清廷面对遭受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的“盐法”

，决定进行整顿，力图恢复旧制，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