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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第1页）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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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式民用企业的产生

洋务派官僚在创办军用工业的时候，少数人已经有了机器生产也可用于民用领域的初步想法，只是将开办军用工业作为谋求“自强”

的第一步。

不久，随着军用工业建设过程中不断遇到问题，便进一步认识到单是开办军用工业难以自强。

经费不足，原材料短缺，运输、通信不畅，都严重制约军用工业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外资扩张和洋货倾销，亦非军用工业所能缓解；贫穷枯萎的国家财政，更非军用工业所能挽救，甚至使之更为拮据。

针对这种状况，洋务派官僚陆续提出了强与富并重、寓强于富的方针。

李鸿章指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振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

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于是，从同治末年起，李鸿章等洋务派便开始创办以“求富”

为目的的各种新式民用企业。

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活动以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其首。

自办轮船航运的动议从1866前后开始，其动机所在，一是为了补救南北沿海沙船业衰落问题，二是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三是为了与外商轮船公司争利。

对此，从官府到民间商人都有设想提出。

1866年，两江总督曾发布公告：“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运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

，官府“既不绳以章程，亦不强令济运”

。

此后，容闳于1867年提出“联设新轮船公司”

，商人赵立诚于1868年向两江总督提出办理轮船公司的申请。

还有一些其他的动议。

这些动议，或由于官商关系的问题，或由于华洋关系的问题，或由于资金的问题，均不了了之。

总理衙门还在1867年10月公布《华商买造夹板等项船只拟议章程》，规定：华商租买轮船只准在通商口岸来往，不得私赴沿海别口，亦不得任意进泊内地河湖各口；并照外国轮船例，向海关交纳船钞货税。

这似乎有抑制民办轮船之意，但也已经允许民间开办轮船航运。

这表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面对传统运输业所遇到的困境，面对外国轮船航运业的挑战，已经产生了自办轮船航运业的意识和要求。

到了1872年，上述作为动议自办轮船航运动机的三大问题益形突出。

沙船已从咸丰年间的2000余艘减至400艘。

沙船的大量减少又进一步危及漕运；外商轮船航运势力进一步扩展，“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

；加之内阁学士宋晋抨击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轮船所费太大，建议朝廷裁撤。

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宋晋的抨击，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封疆大吏都提出了反对停止造船的主张，并经反复商议，对解决的办法达成共识：“间造商轮以资华商雇领”

。

对此，李鸿章还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侵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