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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巨野教案和大足教案（第3页）

7月3日晚，余栋臣派张桂山、唐翠坪分路包围荣昌县河包场郑家湾天主堂，擒获法国教士华芳济作为人质。

华芳济被捉消息传出，法国川东主教、驻渝领事、在京公使分别向清政府严重交涉。

清廷责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派员查办。

7月18日，川东道所派委员及大足知县等前往与余栋臣谈判。

余提出“销案永不拿人”

、“法不得因此要挟”

以及交出罗国藩等作为释放华芳济的条件。

据华芳济记述：“余蛮子提出了他的条件，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将把四川的基督教徒统统杀光，并且将最终拒绝释放我。”

川督恭寿致电总理衙门，建议对余实行招抚，因“动以兵威，华芳济必死，且附近各国教堂教民立受其害”

，故“明知此举于政体有碍，然欲保全教士，不得不于无可设法之中，作此万有一得之想”

。

当天奉旨“著该督饬令地方官相机操纵，权宜办理”

。

余栋臣此举确实给清政府造成了棘手难题。

8月3日，余栋臣发布《告示》，控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

宣称“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惟就义民今日之幸（举），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

这一《告示》“以‘扶清灭洋’为宗旨”

，反映了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9月底，余栋臣率民军攻入铜梁县城，又捉获了华籍教士黄用中及教徒唐某（不久将唐某杀死）。

民军分路出击，大张旗鼓，“帜上书‘灭洋’二字。

道路观者云从蚁附，以余蛮此举为快事，虽三尺童亦群呼杀教。

此风蔓延通省，在在皆然。”

面对迅速蔓延的打教风潮，清廷陷入剿抚两难的窘境。

时恭寿病死，按察使文光护理川督。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清廷先是谕令文光“迅为弹压”

，继又强调“即剿即抚，不可偏废”

，后又令川东道前往招抚，宣布只要余栋臣释放人质，解散部众，即可“立沛恩施，免其治罪”

。

大足教案迅速波及接界之湖北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主张实行招抚，于10月7日致电文光称：“余蛮子系因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鄙意此事似宜令官绅抚谕，劝令将洋教士送出，解散胁从，善为了结。”

张之洞认为余栋臣“因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

的看法，与此前官府屡指反教民众为“匪”

以减轻护教不力之责任的做法，似亦有所不同。

文光派提督周万顺等与余栋臣协议招抚事宜。

余栋臣要求收编后拨给其洋枪，周假意答应而迟不践约。

新任布政使王之春欲“诱出”

教士后即行攻剿，再派周万顺和士绅张炳华于11月27日往见余栋臣，勒令放人。

余栋臣怒将两人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