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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9页）

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

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

倘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这时，与李鸿章一起奉命复议的刘坤一，态度模棱两可。

他于1881年2月6日复奏，一方面表示：“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运输两端，可期神速，实为知愚所共晓”

，因此赞同刘铭传和李鸿章的修筑铁路主张；另一方面又表示：“臣所鳃鳃过虑者，此项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盖物产之精华，民生之日用，无铁路未必见少，有铁路未必加多，只此货物之流通，如使尽为火车所揽，则穷民向恃车马人力运负以营生者约数万人，讵不失业！”

此外，“今自清江至京造成铁路，则请领洋关单照之货往来便捷，势必并骛争趋，内地税厘将归乌有，不可不预之为计。”

并建议朝廷饬令刘铭传将修筑铁路的利弊得失仔细推敲，“由总理衙门核明造路行车有无格碍，收税还款有无把握”

，然后再作定夺。

刘坤一提出这一建议，可能是碍于顽固派的反对而采取一种左右逢源、两不得罪的投机做法，但也显示出他对修筑铁路基本上是支持的，所提问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利于预防将来铁路筑成后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

修筑铁路建议不仅遭到顽固派竭力反对，包括李鸿章、刘坤一在内的洋务派内部也有不同见解，最终由慈禧太后于1881年2月14日做出裁决。

其上谕说：“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令李鸿章、刘坤一等，筹商妥议。

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款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

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

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

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于是，洋务派的第一次修筑铁路之议就此结束。

中法战争之后，清廷于1885年诏令各臣工妥议善后办法，使修筑铁路的争论再度掀起。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修筑铁路之争，范围更广泛，涉论更深刻，洋务派的修筑铁路思路亦在与顽固派的论战中渐趋明晰和成熟，不仅对顽固派的种种谬论给予了有力还击，而且对某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出应对之策。

对于“资敌”

一条，反驳说：敌既不可能“夺我车”

以用，也不可能运其车来华行驶；一旦发生战争，可以撤铁轨，埋地雷，敌人无法利用。

要抵抗外敌，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兵力苟强，自能御敌”

。

顽固派所言，“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遏敌以新法图我；但拂乱臣等之所为，转不计敌谋之所蓄”

，这才是真正的“资敌”

。

对于“扰民”

一条，反驳说：在已有的唐胥铁路和津沽铁路修筑中，均尽力避免毁坏民间庐所与坟墓，万一无法避免，“则给以重价，谕令迁徙，务恤民隐而顺舆情”

，修筑津通铁路亦当如此办理。

顽固派之所言，纯属“借传闻失实之事，为危言耸听之词”

；“现地未定准，诉从何来？”

对于“坏祖宗之法”

一条，另有奏折反驳说：“人事随天道为变迁，今之人既非上古先朝之人，今之政岂犹是上古先朝之政？使事事绳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弧矢之威本朝所尚，试行之于今日，庸有济乎？”

又质问顽固派说：“西洋兴办铁路，……国富兵强而官民交便，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

八月甲戌，海军衙门由李鸿章主稿，就张之洞所议，奏复慈禧太后。

首先以无奈的口气表示赞同说：修筑铁路，“就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方，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臣衙门奏准之津通？”

就区位重要而言，区区二百里之津通，“其关系与豫、鄂三千里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