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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第3页）

1月8日，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外交部的提议，决定正式向四国提出调停请求。

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随后以此案照会美、苏、英、法四国。

但现实却使国民党大为失望。

12日，美国政府答称：根据事态的发展，在现时情势下，美国不认为作为调人介入可达成任何有益之目的。

英国和法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作出了与美国同样的决定。

苏联在答复国民党政府的请求前，曾与中共有所商议。

中共认为形势对国民党不利，不希望苏联参与调停。

14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拒绝和谈，就是拒绝和平，对中共不利，应该进行谈判，但是在国共之间，苏联不参与。

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表示苏联不干涉他国内政，进行居间调停是不合适的。

至此，国民党在寻求外援、缓和统治危机方面一无所获，在外部力量不可靠的情况下，蒋介石又面临着国民党内的主要对手——桂系强有力的挑战，其统治危机更趋深化。

桂系是国民党内要求蒋介石下野的主要实力派别。

桂系有实力、有地盘，长期以来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又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争得了副总统职务，是可以与蒋在国民党内争一时之短长的主要实力派。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反共的共同需要，蒋桂双方维持着合作关系，桂系对“剿共”

的态度也较为积极，白崇禧还领军围剿大别山区。

但随着国民党军事的节节失利，蒋介石所依靠的中央军实力大为削弱，蒋本人的权威也大为动摇，而桂系自认为内有白崇禧的军事谋略与实力，外有李宗仁的副总统地位与“民主声望”

，可以乘机向蒋争权，实现其多年来问鼎中央的梦想。

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社会舆论和美国均将李宗仁视为取代蒋介石的合适人选，一时形成了由李代蒋的呼声。

就连蒋的亲信谋臣张群、张治中和吴忠信也认为：“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

蒋介石处在此种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不能不作暂时引退的考虑和准备。

他在分析内外形势后认为，如不退则可以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静观“共匪”

内部之变化；而退则可以在党政军积重难返之际彻底整顿与改造，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在蒋看来，在内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退为进不失为可行之道，而且1927年和1931年的两次引退，都没有妨碍他很快就东山再起，何况蒋在国民党内密布统治网络，他在表面上退位也不会影响他的实际权力。

1948年12月中旬，在张群、张治中和吴忠信等人的劝说下，蒋开始考虑引退的时机和方式问题。

他让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向李宗仁传话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

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

张群等人则通过私下沟通，与李宗仁达成默契，蒋下野后由李代行总统职权，由行政院主持对共和谈，同时运用外交，争取民众，缓解危机，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

但是就在蒋、桂相商的过程中，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已迫不可待，在他的势力范围华中地区发动所谓“和平”

运动，公开向蒋介石呼吁“和平”

，企图形成蒋下李上的社会压力，实际则演成对蒋“逼宫”

之举，使蒋大为恼怒，不仅为蒋引退的安排平添枝节，而且在蒋、桂之间种下极深的恶感，直接影响到李宗仁接任后的行事效能以及国民党的江防作战等诸多方面。

1948年12月间，白崇禧首先授意辛亥元老李书城、张难先等出面呼吁“和平”

。

接着，白对蒋介石调华中部队去徐州参战的命令阳奉阴违，使宋希濂兵团迟迟不能成行，又截留了准备运京沪地区的黄金7万两和银圆374万元。

22日，蒋介石要张群和吴忠信转告白的代表邓汉翔，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办法，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前方被围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才能谈到其引退问题。

但24日白崇禧却致电蒋介石称：“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

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

他提出：（1）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2）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3）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