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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北平和谈（第2页）

声明特别以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代表名单中的彭昭贤为例，认为他“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

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这也就是明白地告诉李宗仁，和谈的条件、时间、地点、代表等问题，必须由中共决定。

中共一方面以公开宣传否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打消国民党企图以和谈维持划界而治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在实际准备和谈，希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的残余统治势力。

这种和谈准备首先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

2月5日，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上海知名人士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上海人民代表团，准备北上与中共进行和平接触。

中共表示可以私人资格接待他们，但对于和平谈判代表团“暂时均不准备接待”

。

2月14日，颜惠庆一行飞抵北平，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同行，李宗仁还托随团到北平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带信给毛泽东，表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并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22日，颜惠庆等飞抵石家庄转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24日，颜惠庆等与中共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为：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在石家庄或北平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后立即执行，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和联合政府的人选由双方商定，充分保障南方工商业，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

颜惠庆等一行在完成其使命后于27日回南京向李宗仁复命。

此项秘密协定使其后的北平和谈成为可能，但双方在协定成立时有默契，此项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不使他人与闻。

这也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有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及仍在其控制下的国民党主体能否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

，“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为此，中共在准备与南京当局进行和谈的同时，也在与桂系就局部和平问题进行接触。

在蒋介石决定引退之前，桂系为逼其退位而施加压力，一度对联络中共较为迫切。

黄绍竑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

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

白崇禧因此提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随即发表，军事立刻行动。

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

但如何才能与中共建立联系颇费了桂系一番心思。

因为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与桂系有老关系，白崇禧认为：李“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

"1月中旬，白崇禧专门包租飞机送黄绍竑到广州再转香港，找李济深与中共拉关系。

因为李已应中共之邀北上，黄遂通过民革驻港人员找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说明桂系反蒋的决心和行动，希望与中共达成谅解。

中共随后要白崇禧派刘仲华前往华中前线联系。

与此同时，李宗仁派刘仲华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表示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然后联合程潜一同动作，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

李宗仁上台后，桂系不再提军事反蒋之事，但李宗仁仍派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北平，向中共表示“求和诚意”

。

李、白委托他们带信给李济深，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

，愿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由局部和平而推动全面和平；白崇禧还在信中表示希望李济深“鼎力协助，共奠和平”

，并“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

。

1月23日，黄启汉和刘仲华到达北平，周恩来通过彭真和叶剑英告诉他们，关键是“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警告其“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

李济深告诉黄启汉，只要李宗仁推动实现和平，可以出任未来联合政府的副主席。

2月1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等，“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