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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共建国的理论准备（第4页）

但是，中共领导人同时强调，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不发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有益的，不必“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

毛泽东提出：“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刘少奇认为：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刘少奇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如果糊涂盲目，犯重大错误，未能成功地争取小生产者，那就要失败。”

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过程中实行的照顾各方利益的稳健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并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

中共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完整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富于中国特色，合乎国情，切合实际，而且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

概念基本上包容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有利于调动与发挥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也有利于历经战火创伤和破坏的中国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恢复元气，开始新的建设。

对中共建国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作主题报告，着重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

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这是在中共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提出的最重要任务。

自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毛泽东开创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革命道路。

在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中共对农村工作和军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则相对较为陌生。

城市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所在，有着比农村工作更为丰富的内容，如何将中共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工作，事关中共建政的成败，从而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特别关注。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并在城市接管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自1948年初开始，中共已就城市工作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在城市接管中注意城市工作的特性，反对和防止“左”

倾偏向，克服小农经济的保守落后习气，保持城市社会秩序的基本正常，尽快恢复生产。

这些指示对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应有的成效。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全国进军，中共获得全国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毛泽东适时提出工作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具有了现实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他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

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落后与不发达，又由于中共干部还不怎么熟悉现代经济，不懂得怎么管理现代大生产，毛泽东将恢复与发展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内容，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建国后应采取充分调动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他强调中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