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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五成,咱们可去宣讲士那儿讨说法。”
地主只得作罢。
更让李根柱意外的是,宣讲队本身也在变。
书生们起初还带着“教化百姓”
的优越感,后来真正走进茅屋、田埂,听到百姓的苦处和智慧,姿态越来越低。
徐渭在笔记里写:“昔日读‘民为贵’,只作文章藻饰。
今见百姓因一条好律而展颜,方知圣贤言之重。”
十月底,宣讲队回到鹰嘴崖总结。
陈元收集反馈,发现百姓最关心、也最易理解的,是那些最简明的核心律条。
比如“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耕者有其田”
“租不过三”
——字少,理透,好记。
徐渭提议:“咱们那本《简明律令》还是太厚。
不如摘出最紧要的二十条,编成《三字令》或《四句谣》,让妇孺都能传唱。”
冯友德赞成,但想得更远:“既是要简明,何不刻石立碑?将核心律条刻于石上,立于三县交通要道,风雨不蚀,人人可见。”
李根柱拍案:“好!
就刻三块碑,立三县。
碑文要短,字要大,让不识字的人看了图案也能懂大概。”
任务交给了宣讲队。
徐渭带着书生们熬夜推敲,最终定下《北山简明约法》十条,涵盖田土、刑杀、赋税、婚姻、诉讼等根本大则。
每条不超过二十字,力求“樵夫能解,童子可诵”
。
刻碑的石料,选的是黑风岭产的青石,坚硬耐磨。
十一月初三,石匠开工。
当第一声凿子敲在青石上时,北山的律令,正从纸面走向民间,从言辞变为金石。
那些曾困于科场的书生,如今在荒山石匠棚里,为一笔一划的深浅而争论。
这或许是他们一生中,最接近“经世致用”
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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