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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汤邦彦回束了（第3页）

陛下禅政以来，更是恤民有加，屡次下诏劝民力耕、兴建水利，使战乱中荒废的土地得到了重新开垦，战乱中被毁的河渠塘堰也得以恢复，市井商贸更是日益繁荣。”

赵昚面现喜色，问道：“用度上如何？”

龚茂良道：“恕臣直言，一言以蔽之，捉襟见肘。”

赵昚面现忧虑，言道：“龚卿毋虑，请坦言以告。”

龚茂良道：“财税的支用主要有四个方面：军费、养官、赈济及皇家支用。

养军之费乃用度之最，数十万军队加上赡养的家属，约有一百万人，另有武器制造、骑兵战马、水军舰船和各种劳军赏赐之费，只此一项便用去了岁人的十之七八。”

赵昚点头道：“为保国泰民安，不可无兵。

况恢复先祖基业，朕之夙愿也，若无强大之武备，如何雪靖康之耻，绝金兵虎视江南之念！”

“‘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诚哉斯言，臣深以为然。”

龚茂良接着又道，“另外一项大的支出就是官员的俸禄。

目下官员俸禄自宰相到岳渎庙令共四十一等，月俸由三百贯至十四贯各有差等，除每月的俸禄之外，还有绢帛、职钱、禄粟、慊人（随从）衣粮、厨料、薪炭等钱，这些均有定制，陛下自知，不待臣多言。

臣略举一事，可明了财政支用之艰难：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多个州，那时供养的官员共一万余人，而今东南各路共有一百多个州，所要供养的官员却达到了两万余人。”

赵昚面现惊愕，言道：“竟有如此之多！”

龚茂良、叶衡均点头称是。

赵昚道：“看来，当务之急，乃是革除弊政，裁汰冗员。”

龚茂良道：“此事确当施行，但不可操之过急。

当年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宗旨便是革除弊政、裁汰冗员，结果反使朝中大乱，党争日盛，冗员非但未减，反而更增。”

赵昚默然良久，面现无奈之色，道：“龚卿继续。”

龚茂良道：“江南虽多有鱼米之乡，但水、旱、蝗灾亦时有发生，近年来尤为频繁。

圣上以仁孝治天下，素来对赈济灾荒极为重视，数度下诏减赋赈灾，并在各州县都建有义仓，每年需储蓄米粮十数万石至数十万石不等。

不过也常有人不敷出，需朝廷另加调拨者。

陛下当记得，去年还从内库调粮十四万石以赈济淮南旱灾。”

赵昚点头言道：“朕记得当时有人说：‘救荒乃常平仓之事，一下就动用这么多内库粮米，恐为不妥。

’卿言‘淮南咫尺敌境，饥寒所逼，万一啸聚，患害立现，宁计此米乎？’如今淮南旱荒，民无饥色，卿之力也。”

龚茂良起身谢曰：“全赖陛下仁圣！”

赵昚招手以示安坐，龚茂良又道：“南渡之初，民生凋敝，太上皇勤政俭用，下诏‘禁屠、减膳’，并身先垂范，节衣缩食，据闻，当时案几桌椅均素木不施油漆，御膳唯水饭、煎肉、炊饼而已，每餐设两副筷子与汤匙，一副将菜肴夹人小碗，一副供自己食用，以使多余部分的菜肴保持清洁，可以给他人食用。

行在安定后，亦下诏曰：‘草创行宫，务要简约，更不得华饰。

’后战事渐息，民生日安，国用日丰，则威仪日重。

现仅郊祀一项就用人一万四千二百余，用钱二十万缗（贯），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绢六十万匹，丝绵八十万两。”

赵昚又沉吟良久后道：“至今而后，珠玉就用禁中旧物，所费当不及五万缗，车从仪仗均减半，革弊当自宫禁始。”

随后赵昚又虚心而询，“可否再增加一些税人，以充实武备？”

龚茂良断然道：“不可！

如今税赋已属不轻，若再加税必然伤民，甚而动摇国本。

目下以半壁之地养全国之兵、官，民生实已难堪重负。

本来依祖宗规制，百姓所缴纳的税赋应该只有夏、秋两季的田税，但因筹措军费的需要，太上皇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又恢复了曾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在两税之外加征的‘经制钱。”

太上皇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总制司又仿照‘经制钱’法税上加税，征收了‘总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