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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两份报告（第2页）

“第二个原因，是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工人阶级往往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在地理上集中，通常就那几个工业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在行业上集中，反正中国和沙俄也只有那几个产业算是有广泛规模的。

这就导致，革命成功初期，工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差别是不大的，给他们完全平均的工资，大致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可能大家一开始不太承认。

那就是实行这种‘超前’的共产主义，对于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省事，最简单，最容易做。”

“可是，简单是简单了，省事是省事了，这种方式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陈沄在上海市国资委关于171厂整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纺织厂的‘老职工’群体，在解放前就形成了。

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这些老职工发动过罢工对抗资本家，资助过上海市地下党，在解放战争中支持过解放军的战斗。”

“在1949年初，原资本家拆走机器撤离大陆，老职工借厂房栖身，在工作无着的情况下自动形成了类似工团的组织，或打零工或做小买卖，甚至分批出去乞讨维持度日。

老职工群体的抱团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在第三纺织厂，老职工主要是因为这一群人的职业技能较为熟练，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老职工与新职工之间存在矛盾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老职工随时会说新职工的技能不够熟练、操作不够规范，在某些场合下，说这些话时伤及了新职工的自尊。

而新职工则在工资改革后羡慕技能普遍较高的老职工能获得比较高的绩效工资。”

“这种矛盾并非敌我矛盾，甚至不该成为人民内部矛盾。

之所以产生矛盾，是第三纺织厂原先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工人技能整体提高的必要性，没有将新职工的劳动技能提升当做工厂的重要工作去办；是第三纺织厂的领导层在工资改革时只知按国家标准发钱，而不向全厂职工详尽地解释工资差异与按劳分配的必然联系。”

“而第三纺织厂领导层更大的错误在于，当工厂出现效益下降、管理混乱的现象后，不实地研究问题，不实事求是地寻找解决的方法，而是将这一现象用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形式来解决，从而在工厂内部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在这次‘打击内贼资狗’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第三纺织厂付出了工厂停摆1个月零7天、隔离审查34人、批斗10人的代价，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工厂原先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车间财物监守自盗方面，第三纺织厂采用匿名检举的方式，结果4个负责公家财产清点稽查的小组长全部被检举。”

“小组长薛合间现已查清，他的确利用手中的职权，放一个同乡在下班时顺走工厂财物，他与这个同乡分成。

然而群众们对薛合间假公济私的行为细节并不清楚。

在批斗会上，职工群起斥责薛合间，指责之处与事实均不相符，但薛立即低头认错，群众将其辱骂一顿放走。”

“小组长赵自服，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经过调查组在全厂对新老职工单独约谈当中的陈述，赵是出了名的五亲不认、廉洁奉公。

在群众批斗会上，赵自服怒不可遏，与台下的职工对骂，当场被打断两根肋骨，现仍在住院。”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国资委：《第三纺织厂运动考察报告》

就如纺织工业部写的经营状况报告所说，在1955年，纺织工业在全国铺开，无论是雇员人数还是纺织品产量都在剧烈增长。

其中除了出口创汇的需要，除了满足全国六亿人口穿衣的需求，在许多城市，纺织工业还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为城市的产业工人性别平衡做贡献。

总不能男人都在工作，女人无事可做吧。

当然，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从事的职业路径相对较宽，但现实是这个时候的成年女性平均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正因为纺织行业有大量的职工，纺织厂的经营情况就更加重要。

别说一个工厂经营不下去要倒闭，就算是运转不灵停产了、滞销了、亏损工资发不下去了，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陈沄在上海专程解决纺织企业的问题或者说国企运营当中出现的问题，但中央并不是只想解决上海一个地方的国企问题，而是要用上海所做的事形成总结，推广到全国。

这的确是个巨大的工程，这也让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再一次体会到到了这方面工作的难度。

我真是太难了。

苏联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为什么从来没听苏联的同志抱怨过这方面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