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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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G市，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前夜，旧城区的巷弄里还残留着往日的气息，而新城区的蓝图已在规划者的图纸上缓缓展开。

对于谢建华和叶桂兰这对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夫妻来说，这座城市既充满了机遇，也布满了艰辛。

他们住在被称为“城中村”

的片区，这里租金低廉，三教九流汇聚，是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外来务工者的第一个落脚点。

谢建华在一家小型建材厂做搬运工，体力消耗大，收入却仅够糊口。

叶桂兰则辗转于各家餐馆做临时工，洗盘子、摘菜，什么活都干。

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光耀门楣。

这个“儿子”

的执念，如同沉重的枷锁，紧紧箍在叶桂兰的身上，也压在谢建华的心头。

1994年2月，大女儿谢雪菲出生。

医生那句“是个千金”

让产房里的热气似乎都冷凝了几分。

谢建华在门外听到消息，只是沉默。

叶桂兰看着身边皱巴巴的女婴，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但母性的本能让她还是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没关系，第一个，女儿也好，以后能帮衬家里。”

婆婆的话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定下了基调。

生活的拮据并未因新生命的到来而改善。

谢雪菲的奶粉钱、尿布钱，成了这个家庭新的负担。

叶桂兰产后没多久就不得不重新出去找零工，孩子交给同住在城中村、同样清闲不多的老乡偶尔照看。

逼仄的平房里，婴儿的啼哭声、夫妻俩为琐事的争吵声，交织成一片浑浊的交响。

然而，儿子的渴望并未熄灭。

1996年3月，二女儿谢雪琳降临。

这次，谢建华连医院都没去，在工友的宿舍里喝了一晚闷酒。

叶桂兰看着又一个女儿，眼泪止不住地流。

周围邻居的议论开始变得刺耳，“看来老谢家是要绝后啊”

、“生了两个丫头片子了”

。

压力像无形的网，越收越紧。

1997年8月，三女儿谢雪静的到来，几乎击垮了这个家庭本就脆弱的平衡。

罚款单随之而来，虽然数额不大，但对谢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谢建华看着一屋子的女娃，烦躁得几乎要爆炸，他开始更频繁地喝酒，回家也越来越晚。

叶桂兰则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干活，就是默默地照顾孩子，承受着来自丈夫和社会的双重目光。

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为了躲避超生罚款和更严苛的管控，叶桂兰甚至不得不带着刚出生的雪静回乡下娘家躲了一段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9年。

叶桂兰再次怀孕。

这一次，夫妻俩都带着一种近乎赌博的心态。

谢建华破天荒地戒了酒，努力多干活挣钱。

叶桂兰也变得小心翼翼，听从村里老人的各种“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