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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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这次能得偿所愿。

1999年4月11日，谢雪凤出生了。

当得知又是女儿时，产房里的叶桂兰绝望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

连前来帮忙的亲戚都忍不住叹气：“桂兰，这……命啊。”

但命运的齿轮还在转动。

叶桂兰再次怀孕了。

这几乎是背水一战。

2000年8月21日，当接生医生说出“是个儿子”

时，虚弱的叶桂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泪水混着汗水流下，这次是喜悦的。

门外的谢建华第一次在产房外露出了笑容，尽管那笑容因为长年的愁苦而显得有些僵硬。

他迫不及待地给老家的父母报喜：“妈，有孙子了！

叫雪龙！”

儿子谢雪龙的降生，仿佛给这个灰暗的家庭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虽然经济状况因为又一个孩子的到来和可能的罚款而更加糟糕，但谢建华和叶桂兰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觉得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走在村里，也仿佛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目光——那种终于“完成任务”

的如释重负感。

谢雪龙成了全家的中心，有限的资源开始明显地向这个“独苗”

倾斜。

奶粉要买好一点的，新衣服偶尔也会有，哭声总能第一时间得到回应。

而作为四女儿的谢雪凤，处境变得更加微妙。

她夹在三个姐姐和备受宠爱的弟弟之间。

大姐雪菲懂事早，已经开始帮着父母做家务、照顾弟妹；二姐雪琳性格倔强，常常因为不满父母的偏心而争吵；三姐雪静体弱多病，需要更多的关注。

谢雪凤则习惯性地沉默、观察，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她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和姐姐们与弟弟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源于父母乃至周围环境那根深蒂固的观念——“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

谢家居住的城中村，是城市扩张过程中被包裹进来的旧村落。

狭窄的巷道仅容一人通过，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

，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地面总是湿漉漉的。

谢家租住的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平房，用木板隔成了两个小间，里间是父母和弟弟的床，外间则是四姐妹挤在一张大通铺上。

家里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做饭只能在门口搭个简易灶台，上厕所需要去几百米外的公共厕所。

夏天，平房里闷热如同蒸笼，蚊虫肆虐。

冬天，寒风从墙壁的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

一张破旧的桌子既是饭桌，也是孩子们写作业的地方。

由于空间狭小，姐妹们常常需要轮流使用。

叶桂兰因为小儿子终于出生，了却了最大的心事，经人介绍，好不容易在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相对稳定，而且有一个重大的潜在好处——附外职工的子女，在通过考试后有机会入读这所名校。

这成了谢雪凤家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

谢建华依旧在建材厂卖力气，收入不见涨，身体却开始走下坡路。

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