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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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第1页）

很快，我便请假，赶回了老家。

万民和他的父亲已经在县城的汽车站等我了。

万伯父，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头发花白了许多，眼神呆滞，嘴唇哆嗦着，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看到我，他浑浊的眼睛里才泛起一丝微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万民则是一脸憔悴，眼窝深陷，显然是几天没合眼了。

我们没有太多的寒暄，时间紧迫，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关系到万兵的治疗和后续的赔偿。

我们在县城的火车站买了三张去西安的火车票。

那个年代，从我们老家到山西大同，没有直达的火车，必须辗转几次。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一如既往地人声鼎沸，嘈杂不堪。

南来北往的旅客，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带着疲惫或是期待。

我们三个，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们没有期待，只有沉重和茫然。

我们手里攥着的，不仅仅是几张薄薄的火车票，更是万兵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

踏上北上的火车，哐当哐当的铁轨撞击声，像是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汗味、方便面味、劣质烟草味，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

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从郁郁葱葱的南方丘陵，逐渐过渡到光秃秃的北方黄土高坡。

一路之上，万民和他父亲的心情都糟糕到了极点。

万伯父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偶尔长长地叹一口气，那叹息声里充满了无奈和绝望。

万民则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站起来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双手使劲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

他们知道万兵的伤势有多严重，“可能要瘫痪”

这五个字，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们头顶。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对于万兵，对于这个家庭，都是凶多吉少。

他们不敢奢望煤矿老板能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只敢“求”

他开恩，尽可能多赔偿一点工伤待遇，让万兵的余生能长一点，能稍微好一点，不至于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而我，心里同样没底。

我明白，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山西，在那些财大气粗、可能还有着复杂背景的煤矿老板面前，我们这几个从偏远农村来的“外乡人”

，想要讨回一个公道，想要争取到合理的赔偿，将会是何等的困难。

我们所谓的“合理期望”

，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可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可笑。

煤矿事故，在那个年代，似乎并不罕见，而矿工的权益保障，又往往是那么脆弱。

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又能指望什么？我所谓的“有文化”

、“见过世面”

，在坚硬的现实和冰冷的利益面前，又能有多少分量？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答应万民一起来，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只是给了他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最后让他更加失望？

火车在西安站停靠，我们短暂地停留了几个小时，在车站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又匆匆购票转乘去大同市的火车。

西安的冬天，已经有了明显的寒意，但比起我们将要去的大同，似乎还算温和。

此次行程，异常漫长而艰辛。

我们从重庆启程，沿着襄渝线北上，经过原达县（现在的达州市）、安康，进入陕西境内，抵达西安。

然后从西安转乘陇海线、同蒲线，经过临汾、太原、忻州，一路颠簸，最终才抵达目的地——大同火车站。

这还不算完，从大同火车站出来，我们还要转乘客运汽车，经过著名的云冈石窟，才能抵达左云县的燕子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