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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第7页）

但是此时武帝集团力量单薄，不足以抗衡窦氏势力，故窦婴、田蚡先后被窦氏罢免，而中间的许昌则是作为窦氏代表被武帝所罢免。

如果说前期四位丞相的更替命运是刘、窦之间对于皇权的角力。

那么接下来的几位便是能力不足，不能协助武帝大展宏图而被诛除。

自田蚡之后的薛泽、李蔡、庄青瞿、赵周、石庆不是列侯家族就是纨绔子弟。

其能力才干较汉初七十年里的丞相，简直是天壤之别。

因此这些在武帝眼里白食千邑的列侯丞相，经常在三年之内，就因“犯事”

而被下狱，或自杀，或被武帝干掉。

从表面上看是这些庸才不符合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用人准则，事实上这是皇权与旧制相权的交锋。

武帝继位之初为了从窦氏手中拿回权力，曾想大肆培养自己的嫡系团体，故在第一年时就发布招贤令“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并“亲策问以古今之道”

。

在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丞相旧制的不足这一情况下，这个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时大批士人出现，如主父偃、东方朔等人，为武帝提供了不少谋略。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在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

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

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重点参与谋议。

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

同时武帝破格将士人公孙弘提拔为丞相，随后封侯。

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达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特别是当时为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同时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减少廷议决策对皇帝的影响，刘彻设立了以卫青为首的内朝。

这样军事作战保密的目的达到了，而皇权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此西汉的政治制度便形成了内朝的尚书机构与外朝的三公九卿一起管理政务，以及分工又相互制约的双轨行政管理体制。

此项重大改革一步一步地将丞相的权力限制到了外朝，并且只有执行权，而决策大权终于回到了汉武帝手中。

（三）汉武帝的极端性格

汉武帝人生的前期，在收回皇权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运作，终于将本该属于皇帝的决策权拿了回来，此时的争权措施属于政治斗争的手段。

而到了晚年，惨死于“巫蛊之祸”

的这些丞相，不再是因为权力斗争而死，而是由汉武帝的性格导致。

虽然丞相一职在汉武帝时期被看作高危职业，汉武帝的治理手段也显得颇为偏激。

但是出于国家发展的目的以及结合汉武帝自身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这种“一朝十三相”

情况的发生了。

故此，总述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并非指的是某位宰相的职权有威胁皇权甚至取而代之的趋势。

而是在于一开始的职责设置太过宽泛，丞相君主制用于汉初是符合社会背景和国家发展的，遇到这些垂拱深宫的皇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碰撞。

但是制度的运作还是需要人来实施，遇到汉武帝这样雄才伟略、好大喜功之人，加之社会发展到相应阶段。

这种旧制度下的“丞相职责”

（相权）便与现实显得格格不入，改革创新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那么西汉共天下的对象更多地就要倾向于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