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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与奸臣外国共天下（第5页）

“强兵四则”

为：

免役法（民众以交钱的方式代替差役）。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养马于民，政府收购）。

“强兵四则”

一出，原来民间的散团被纳入有序的编制。

宋军对外交战时，兵强马壮，改变了以往对峙辽、夏的弱势局面，使得宋兵在河湟之战、讨伐西羌中战斗力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王安石变法出现的“国富兵渐强”

的时间是短暂的。

不成熟的变革体系弊端重重，随着旧党的再三攻讦、体系的短板暴露、各党之间的争斗，以及高太后的哭闹，神宗不得不把王安石贬到江宁去，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派”

重新回归中央。

变法体系中暴露的弊端影响到了千万民众，朝野上下旧党步步紧逼，乡野之外咒声四起，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都导致变法改革在短短几年内被支持、抛弃、复立，再抛却、终止。

按理说王安石的整场变法行动，其实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皇权的利益。

这个时代，是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

王安石的理财手段，就是为神宗皇帝理财，但是其施行的过程，不可能直达改革的第一线，而是需要层层的官僚体系来实施执行。

处在中间环节的官僚阶层，就是导致变法实际结果和预想结果差异化的重要因素。

这就好比语言的表达和传播中，表述者所讲的内容最终到达第一线的内容比例可能直接缩减到百分之十。

同时，维护皇权的利益就意味着破坏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看下当时的反对派，也就是朝中吵得最激烈的保守派的组成部分：司马光、韩琦、吕公著等，都都是文坛巨匠，其下的门生故吏遍布全国各地，影响非常大。

而王安石的变法势必触犯了势要之家所谓的利益，加之保守派的反对，朝廷之内的党争就不可避免地开启了。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往往又伴随着地位的升降沉浮，其激烈程度从前面所讲述的蔡京的升迁罢免频次就可见一斑。

而这个过程中，保守派要继续维护自己的权益，改革派出于皇权利益考量，就要打击由来已久的特权阶级的利益。

恰好这又是一个旧制的时代，改革派相对于保守派的博弈力量始终太过薄弱，使得整个变法步步艰难，效果也大打折扣。

最令人感到无奈的则是，本来变法是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实行过程中，地方官僚却变成了假借皇权之名，对百姓进行搜刮。

在巍峨如泰山的皇权面前，普通百姓想要保护私人财产，犹如拿鸡蛋去碰石头，是无力的。

这就使得百姓产生危机，并且开始不服从变法，大骂王安石为奸贼。

整个封建王朝，就是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并没有所谓健康的民间商业资本来支撑类似王安石变法的措施。

这些涉及经济的改革，要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和市场经济环境当中，除了金融、税收等专业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司法的独立公正。

而这些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办法施行，商贾之事是皇权社会的官僚机器无法承担的，青苗法也好，市易法也罢，如果没有放在法治至上的社会里，是不能有效施行的。

然而，这不是一个法治的朝代，而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

自南宋到清末，王安石一直背负着北宋灭亡之罪人的骂名，其变法改革的失败，最终造成他“奸臣乱国”

的罪责。

改革之路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谁也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赌赢了名扬青史，赌输了则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

槛外长江空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