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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9（第3页）

鲁迅在1929年还编了一册《比亚兹莱画选》，鲁迅在《画选》的“小引”

里说，比亚兹莱是“九十年代世纪末（findesiècle）独特的情调的唯一的表现者”

。

十八世纪的维特热和十九世纪的世纪末，相隔一百二十年，性质很不相同，可是比亚兹莱的画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二十年代都曾一度流行，好像有一种血缘关系。

1926年，我见到一幅黑白线条的画（我不记得是比亚兹莱本人的作品呢，还是在他影响下另一个画家画的），画上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立，头部上仰，口中衔着一朵花。

蛇，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都不是可爱的生物，在西方它**夏娃吃了智果，在中国，除了白娘娘，不给人以任何美感。

可是这条直挺挺、身上有黑白花纹的蛇，我看不出什么阴毒险狠，却觉得秀丽无邪。

它那沉默的神情，像是青年人感到的寂寞，而那一朵花呢，有如一个少女的梦境。

于是我写了一首题为《蛇》的短诗，写出后没有发表，后来收在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里，自己也渐渐把它忘记了。

事隔三十多年，1959年何其芳在《诗歌欣赏》里首次提到这首诗。

近年来，有不少诗的选本，都把《蛇》选入，有的还做了说明或分析。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对于这首诗的形成做一个交代。

1927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到哈尔滨一个中学教书，在那里接触到黑暗冷酷的现实，大学时期本来就十分空洞的幻想终于破灭。

虽然如此，我还是用了浪漫主义的笔，蘸着世纪末的墨汁，抒发了个人在这不东不西、奇形怪状的大城市里的种种感触，写出五百行长诗《北游》。

此后，我虽然继续写诗，尽管语言和技巧更熟练了一些，但写着写着，怎么也写不出新的境界，无论在精神上或创作上都陷入危机。

我认识到，自己的根底是单薄的，对人世的了解是浮浅的，到了三十年代开始后，我几乎停止了诗的写作。

从1931年起，我遇到里尔克的作品。

在这以前，我读过他早期的散文诗《旗手》，还是以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心情读的。

如今读里尔克，与读《旗手》时的情况不相同了，他给我相当大的感召和启发。

里尔克是诗人，但我首先读的是他的散文、小说《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和他的书信集，然后我才比较认真地读他的诗。

里尔克诞生在布拉格，青年时两次旅行俄国，访问托尔斯泰，中年后多次旅居巴黎，一度充当罗丹的秘书，南欧、北欧和北非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他广泛结交当时欧洲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接触各阶层的青年和妇女。

他的母语是德语，也曾用俄语、法语写诗，并且翻译欧洲其他语言的诗文。

他不仅是著名的德语诗人，更可以说是一个全欧性的作家。

他的世界对于我这个“五四”

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是很生疏的，但是他许多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却像是对症下药，给我以极大的帮助。

我不是为创作上的危机而苦恼，几乎断念于诗的写作吗？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里说：“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

在同一封信里还说：“不要写爱情诗；先要回避那些太流行、太普通的格式……”

我不是一向认为诗是情感的抒发吗？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里说：“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够了）——诗是经验。”

随后他陈述了一系列在自然界和人世间应该经验的种种巨大的和微小的事物。

我不是工作常常不够认真不够严肃吗？也是《布里格随笔》里讲到，法国诗人阿维尔斯在临死时听见护理他的修女把一个单词的字母说错，他立即把死亡推迟了一瞬间，纠正了这个错误。

作者说：“他是一个诗人，他憎恨‘差不多’；或者也许这对于他只是真理攸关；或者这使他不安，最后带走这个印象，世界是这样继续着敷衍下去。”

里尔克的这些话，当时都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缺陷，我虚心向他学习，努力去了解他的诗和他的生活。

如果像我这篇文章开始时所说的，与文学作品的接触像是人际间建立的友情，而友情又有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我和里尔克作品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