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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25（第1页）

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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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诗人努力于新诗的建设，提倡格律诗，从各方面进行实验，也有人试作十四行诗，想把这个西方的诗体移植到中国来。

我那时学写新诗，对格律诗不感兴趣，认为新诗刚从旧诗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无须这样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新的枷锁。

我只求诗的语调要保持自然，适当注意形式，至于以格律谨严著称的十四行体，我实在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不料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于1941年一年内，我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诗集出版不久，竟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评语：“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

（见《新诗杂话·诗的形式》）这是我当初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我首次跟十四行诗发生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翻译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而法语又是我不懂得的一种语言。

1928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友人范希衡到我住室来闲谈。

我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学法语，我学德语；毕业后有一个时期我们共同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他教法语，我教国文。

年轻的朋友遇在一起无话不谈，也谈到爱情一类的事，他给我背诵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背诵后又逐字逐句地讲给我听。

同时他说，诗的作者阿维尔斯不是很著名，写的诗也不多，但这首十四行诗却家喻户晓，众口传诵。

我根据他的讲解，逐字逐句地记下来，略加整理，形成了以下的一首译诗：

生命啊有它的隐微，灵魂中有它的神秘，

忽然间一个永久的爱情含孕在我的心里。

这相思是没有希望的，我只得默默无语；

并且那使我相思的人儿也未曾知悉。

咳，她永不注意，我走过她的身边，

我永在她的身边却永是这样地孤单，

我一点儿也不曾承受，也一点儿不敢希盼，

一直耗尽了我的生命在这渺茫的人间。

她呀，她将漫不经心地走着她的道路——

上帝虽使她这样地柔爱，她却听不出

有一缕怨诉的幽情紧紧追随着她的步奏。

她只忠实于那些严肃的女儿的训规，

更不知她早已填满了我苦闷的诗髄，

一旦读了我的诗，她必问：这个女的可是谁？

这首译诗曾收在我的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里，现在看来，语言拖沓，应该译得简练一些，为了保持原形，我这里没有做任何改动。

我译这首诗时，曾联想起三年前在1925年写的一首叙事诗《蚕马》。

为了叙述故事的发展，《蚕马》分为三个段落，每段落都有八行起段，作为故事的歌唱者对听者的插话，三个起段末两行都是：“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是谁？这里是“不必问”

，那首十四行诗是“她必问”

，同样表达出一片凄婉的心情。

我翻译阿维尔斯的这首诗，只是由于这点深有同感的心情，并不是要介绍十四行体。

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民间，十四世纪通过但丁和彼得拉克的精心制作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一种格律谨严的诗体，逐渐传播到欧洲各国。

随着时代的需要，它有时盛行，有时衰落，在不同时期产生过不少能手，如莎士比亚、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久已脍炙人口，中国有不止一种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