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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第13页）

到公元1527年，经过人文学者们的不懈求索，罗马人终于知道拉特兰宫前广场上的那座骑马塑像描绘的人是马可·奥勒留皇帝，而非君士坦丁大帝；城中废弃的大型建筑物是浴场，而非宫殿；罗马斗兽场是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而非供奉太阳的神庙。

有些人文学者幸运地端起了教会的“铁饭碗”

，还有些人文学者受雇成为政治顾问或外交官。

人文学者对古典时代赞颂皇帝的诗篇了然于胸，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极看重这点，于是聘请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

每一个过着体面生活的人文学者背后都有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文学者，后者的生活更能揭露罗马社会的运行法则。

人文学者皮耶罗·瓦莱里亚诺从威尼斯来到罗马，过了4年吃不饱饭的日子后，才迎来人生的转机。

利奥十世当选为新任教皇，瓦莱里亚诺的古希腊语家庭教师是新教皇的故交。

他的老师通过游说利奥十世，成功为他谋得了有俸圣职，从此他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8年后，利奥十世去世，荷兰人阿德利安六世成为新任教皇，他是出了名的吝啬鬼。

我们可以推测出，很多像瓦莱里亚诺这样的人文学者似乎就是在这时纷纷离开罗马的。

瓦莱里亚诺曾语带讥讽地说，是阿德利安六世把鼠疫带到罗马的。

不久，瓦莱里亚诺的好运再次降临，他被聘为教皇克雷芒七世的两位私生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和伊波利托·德·美第奇的家庭教师。

瓦莱里亚诺的运气比很多人文学者都要好，他们在罗马大学领着微薄的薪俸，过着艰苦的日子。

罗马大学常常因修理校舍和疟疾暴发而闭校。

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就更难了。

罗马是富人的乐园，却是穷人的苦海。

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500年前和1200年前的穷人好多少。

大多数穷人家里没有厨房，只能靠街边的小酒馆和路边摊解决吃饭问题。

青菜糊、劣质的谷物和豆子是穷人常吃的食物，或许间或吃一点肥猪肉、猪肚和猪蹄。

赤贫的罗马人住的房子只比罗慕路斯当年住的房子舒适那么一点。

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就有一座这样的房子。

这一时期，走投无路的母亲可以把孩子匿名送到孤儿院，她们把孩子放进孤儿院墙上的一个圆柱形装置，按下铃铛，墙内的人就会应声把孩子抱走，公元11世纪就没有这样的便利。

这种圆柱形装置发明于12世纪，人们叫它罗塔（ruota）。

无论是乐园里的罗马富人，还是苦海里的罗马穷人，都没有公元12世纪的罗马人的政治话语权大。

此外，公元16世纪教皇的权力要比公元12世纪教皇大得多，中上层阶级陪同教皇骑马去泰斯塔西奥山嬉戏游玩的日子和赤脚绕城游行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与中世纪的教皇相比，公元1527年的教皇疏离、沉静、权势滔天。

教廷驻地迁往阿维尼翁后，罗马变得萧条冷清，罗马人这才意识到罗马根本离不开教皇，没有教皇坐镇，罗马城就会像盛开的花儿一样迅速枯萎。

自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公元1376—1378年在位）于公元1377年将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后，教皇的权力日渐膨胀。

公元1511年，罗马贵族向教皇权威发起挑战，尤利乌斯二世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挫败。

此后，罗马贵族彻底失去了与教皇相抗衡的能力，被逐出罗马教廷。

此时的教廷跟公元11世纪末的教廷一样，都被托斯卡纳人和德意志人把持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城的权贵豪族都销声匿迹了，奥西尼家族和宿敌科隆纳家族就侥幸存活了下来，只不过势力已大不如前。

科隆纳家族之所以还能对教皇克雷芒七世构成威胁，仅仅因为他们背后有查理五世的庞大帝国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