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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02（第2页）

诸如此类的事件为“大旅行”

游客所喜闻乐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提图斯·李维笔下罗马共和国英雄战斗精神的延续。

然而，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与气吞山河的英雄遗风没有丝毫关系。

穷人们是被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天性如此。

他们对罗马教廷失去了信心，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争取正义。

凶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人群中，亲朋好友和邻居会不约而同地包庇他，所以落网的凶手寥寥无几。

不过话说回来，教廷当局不太关心这类犯罪。

相较之下，他们更加关心通奸罪。

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公元16世纪初开化，公元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有一套严格的道德审查制度。

这套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特利腾大公会议，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保守派教皇登基，罗马教廷才将这套制度彻底贯彻落实。

在这一时期，装饰华丽的耶稣像、圣母像和飞翔天使像遍布罗马的街角，以至于罗马的方言诗人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这样写道：“SPQR是‘SoloPretiQuiRegnano，eSsilenzio’（司铎（1）在这片土地上说一不二，人们只能选择沉默）的首字母缩写。”

在教皇利奥十二世（公元1823—1829年在位）的治下，保守思想发展到顶峰。

利奥十二世恢复锤刑，这是一种古老的刑罚，行刑过程极为残忍，刽子手用特制的大锤敲击死刑犯的头部，再用利刃将他的喉咙割断。

他还下令禁止接种疫苗，理由是疫苗会造成人兽杂交，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他还下令关闭酒馆，除正餐外禁止饮酒和打扑克、喝咖啡、跳华尔兹。

公元1825年是大赦年（前来朝圣的人寥寥无几，罗马人觉得很扫兴），利奥十二世下令每天举行宗教游行，只允许演奏圣乐。

通奸犯是利奥十二世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命令瑞士卫队走上街头，搜罗身着紧身衣的妖冶女子。

有时他干脆脱去教皇法衣，穿上便装，亲自走上街头搜罗穿着不符合要求的女子。

这样一来，罗马人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公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段时间，罗马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至少对富人来说是如此。

法国的马尔蒙元帅（公元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日）曾在公元1790年去过罗马，他这样写道：“罗马女人的性开放程度匪夷所思，丈夫不仅默认妻子出轨，还兴致勃勃地品评妻子的情人，丝毫不觉得尴尬。”

[25]婚外情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白天妻子只管跟情人花前月下，但不要忘记晚上与丈夫举案齐眉。

据说，丈夫们也乐得清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在白天跟自己的情人耳鬓厮磨。

教皇利奥十二世登基后，这样的快活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罗马的性工作者也感觉日子越来越难过。

出入教皇宫殿的罗马艺伎和复活节期间冲人群扔香水蛋的妓女都已成为历史。

公元18世纪，罗马教廷出台了大量政策限制娼妓业的发展；公元19世纪，教皇庇护九世认为卖**是罪过，是不法行为，下令全面取缔娼妓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娼妓从此销声匿迹。

庇护九世统治中期，法军的首席医疗官雅可博士这样写道：娼妓面临监禁、罚款、严刑拷打以及各种形式的骚扰，但是罗马依旧是“欧洲最有名的卖**基地。

罗马妓女公然揽客，街头、漆黑的角落里、妓院里、废弃的门廊下，以及偏僻的大道上，都有她们的身影”

。

[26]

在这一时期，教廷当局更关心形迹可疑的市民有没有犯**戒，而不是娼妓是否仍在招揽生意。

神父、宪兵和教皇密探每晚都在街上巡逻，密切关注着形迹可疑的人，防止他们做出出格的举动。

神父绘制了各个教区的犯罪地图，定期向上级机构汇报工作。

以下是一则写于公元1823年5月23日的报告：

晚上，我亲自去了玛丽亚·格特鲁德·阿米扎尼的家，去察看她有没有严格遵守戒令，独自一人待在家中。

她反锁了门，正在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共进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