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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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数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教皇对罗马犹太人抱有好感。

犹太人成为意大利统一的支持者后，教皇对犹太人更加没有好感，庇护十二世对犹太人尤其没有好感。

庇护十二世原名尤金尼奥·帕切利，公元1876年3月2日生于罗马，他的家族与梵蒂冈有着密切的联系。

帕切利凭借担任教会律师期间的出色表现而声名大噪，随后更是平步青云。

“一战”

结束时，他被擢升为教廷驻慕尼黑特使。

公元1933年，他代表罗马教廷同新生的纳粹德国（又名德意志第三帝国，公元1933年至1945年由纳粹党所统治的德国）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德国境内的天主教组织不会染指政治，从而为希特勒攫取完整的独裁权力扫清了障碍。

6年后，也就是公元1939年3月2日，帕切利当选教宗，称庇护十二世。

“二战”

也没有改变庇护十二世的观点。

在德军垂死挣扎之际，他还希望促成希特勒同西方同盟国（包括英国、英联邦、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和解。

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

庇护十二世既不想削弱德国的势力，也不想梵蒂冈与德国为敌。

从一些迹象来看，他可能跟当时梵蒂冈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一样，持有反犹主义立场。

当然，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

公元1942年，犹太人大屠杀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元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暗中派遣特别代表迈伦·泰勒前往罗马，恳求庇护十二世公开批评纳粹屠杀犹太人，但他拒绝这么做。

犹太人大屠杀近在咫尺。

在隔都被捕的犹太人被暂时收押在军事学院，此地距离梵蒂冈宫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一部分运输犹太人的卡车司机迫不及待地想一览周边的美景，他们徜徉在圣彼得广场附近。

围捕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英国驻梵蒂冈大使达西·奥斯本设法面见了庇护十二世，敦促他向驻守罗马城的德国官员提出抗议，却被对方告知罗马教廷没有任何异议，理由是德国向来尊重梵蒂冈的中立。

有一种说法是梵蒂冈的神职人员向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提出抗议，成功解救出了一部分犹太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的确曾为犹太人出面调停过，但是这里的犹太人只包括一小部分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而且调停以失败告终。

军事学院里总共收押着1250名犹太人，其中有五分之一被释放，这部分犹太人被释放的原因只有一个：丹勒克尔上尉认为自己抓错了人。

教宗从未就围捕犹太人一事提出抗议。

9天后，罗马教廷通过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向所有在战争中死伤的无辜平民表示哀悼，但是对犹太人的遭遇只字未提。

德国的外交人员再次挺身而出。

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和德国驻意大利王国代理大使莫尔豪森对教皇的不作为深感失望。

无奈之下，两人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企图通过告知柏林高层，教宗计划公开谴责犹太人大屠杀（尽管他们深知教宗绝不会这么做），从而达到震慑当局的目的。

两人编造了一封信，以德国驻罗马主教阿洛伊斯·赫达尔的名义寄给德国驻罗马总司令斯塔赫尔将军（斯塔赫尔也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信中提到教宗已经怒不可遏。

这封信和魏兹泽克男爵的一封电报一同被发往位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魏兹泽克男爵在电报中再次力劝当局释放被俘的罗马犹太人，以强制劳动代替屠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信和电报在外交部里躺了好几天，才被送到党卫军手里。

党卫军根本懒得理会。

当然，也没有理会的必要。

党卫军收到魏兹泽克男爵的电报时，被俘的1000余名罗马犹太人要么已经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要么即将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

绝大部分被俘的罗马犹太人立即被送到毒气室杀死，只有15名罗马犹太人侥幸活下来，回到罗马城。

隔都围捕事件无疑是罗马在德占期最残酷的一笔，罗马城的霉运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