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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中国人的信仰（第2页）

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

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

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

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

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

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

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

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

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

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

中注定。

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

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

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做马，不得翻身。

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

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伤天害理”

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

，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