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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我稻田里的兄弟（第4页）

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Nath。

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

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三十五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十八，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

，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

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

其余画家则在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的时间内，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

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

“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

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

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

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

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

“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作“被判刑的受害者”

。

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

，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

“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

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

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待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

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

，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

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

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

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

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

这个说法。

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