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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第2页）

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

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是先死了的。

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

任何人都可能说谎。

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

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

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

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

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

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

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

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

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

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

他们给了我们两份。

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

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

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

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

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

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

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

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

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

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

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

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

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有300万～500万人饿死。

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