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郑东阳 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4页）

。

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

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

，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的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

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

“刘自然事件”

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

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了。

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

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

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

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

May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

，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

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

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

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

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

，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

。

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

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

。

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

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

“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