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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 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5页）

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

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

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

的罪名进行调查。

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

，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

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

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

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

与“忠诚”

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

。

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

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

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

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

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

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

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

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

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

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

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

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

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

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

。

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