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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坏农业生产的吏役，用法律加以制裁，例如“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坊厢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农民艰苦，帮闲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

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

芒种之时，栽种在手，农务无隙，此等赍执批文，抵农所在，或就水车上锁人下车者有之，或就手内去其秧苗锁人出田者有之……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人民”

（155）。

朱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应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松江府就革除了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余名。

（156）一个地方减少了四分之三危害农民的吏役，这对于农民正常进行生产有很大好处。

朱元璋虽然对一部分地主进行了斗争，对广大农民做了让步；一部分地主力量削弱了，农民生产增加了。

但是，这个政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权，首先为地主阶级服务，即使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其目的也还是为巩固和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权。

无论是查田定租，还是编户定役，执行丈量的是地主，负责征收粮米的还是地主，当里长甲首的依然是地主，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统治：地主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家族和亲友的利益，决不会照顾到小自耕农和佃农。

由于凭借职权的方便，剥削舞弊都可以通过国家政权来进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农民的痛苦越发无可申诉；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机会让子弟受到教育，通过科举和税户人才等成为官僚绅士，官僚绅士享有合法的免役权。

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诉中书省官员：“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十二年（1379）又下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

（157）连乡绅也享有免役权了。

在学的学生，除本身免役外，户内还优免二丁差役。

（158）这样，现任官、乡绅、生员都豁免差役，有办法逃避租税，完粮当差的义务，便完全落在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了。

自耕农和贫农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而且要出官僚绅士地主的一份，亦何尝不由农民实际负担，官僚地主不交的那一份，他们也得一并承当下来。

官僚绅士越多的地方，人民的负担就越重。

人民的负担用朱元璋的话叫作“分”

，即应尽的义务。

洪武十五年（1382）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应该像“中原之民……唯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

。

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159）。

朱元璋要求人民尽应役输税的义务，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严惩贪污，手令面谕，告诫谆谆，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

但是官吏并不肯照他的话办事，地主做官只是管百姓，并不想替百姓办事，结果许多制度命令都成为空文，官僚政治的恶果当时便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