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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苑、临晋两县的未逃农民，幸得邀特典而暂缓赔纳：

正统三年（1438）正月辛亥，行在户部奏：直隶清苑县，人民逃移五百九十余户，遗下秋粮六百六十余石，草一万三千四百余束。

山西临晋县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余户，遗下秋粮三万四千一百四十余石，草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余束。

此二县各称，见存人户该纳粮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纳逃民粮草，愈加困苦，乞暂停征。

上以民无食故逃，其无征之税责于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缓其征，逃民其设法招抚。

（233）

可是也只怕把未逃的农民也逼逃，这已逃农民的粮草还是要追征，而未逃的农民追征，只是追征的手续叫地方官办得慢一点而已。

农民逃亡的情形，试再举诸城县的情形做例：

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戊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史濡等奏：山东青州府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诸城一县逃移者一万三百余户，民食不给，至扫草子削树皮为食。

续又逃亡三千五百余家。

地亩税粮，动以万计。

（234）

单是一县逃亡的户数已达一万三千八百户。

正统十四年（1449）据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报告，单是陈、颍二州的逃户就不下万余。

（235）试再就逃民所到处做一比较，同年五月据巡抚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于谦的报告，各处百姓递年逃来河南者将及二十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

（236）《明史·孙原贞传》也说：

景泰五年（1454）冬，（原贞）疏言：臣昔官河南，稽诸逃民籍凡二十余万户，悉转徙南阳唐邓襄樊间，群聚谋生。

成化初年荆襄盗起，流民附贼者至百万。

项忠用兵平定，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

（237）成化十二年（1476）原杰出抚荆襄，复籍流民，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

（238）

农民离开他的土地以后，同时也离去了登记他的户籍的黄册。

虽然失去了倚以为生历代相传的田地，可是也从此脱离了国家的约束，不再向国家尽无尽的义务。

他可以拣一个荒僻的地带，重新去开垦，做一个自由的农民。

例如河南湖广等处的客朋，《明英宗实录》卷十六记：

正统元年（1436）四月甲子，巡抚陕西行在户部右侍郎李新奏：河南南阳府邓州内乡等州县及附近湖广均州光化等县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客商有自洪武永乐间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业者，丛聚乡村号为客朋，不当差役，无所钤辖。

郧阳一带多山，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1437）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

（239）从此不再有任何压迫，也不再有任何负担，自耕自食，真是农民的理想生活。

然而，地主不肯让农民逃走，因为他们感觉到没有人替他们耕种和服役的恐慌。

官吏和胥役不肯让农民逃走，因为农民逃了不回来，他们便失去了剥削的对象。

国家更不肯让农民躲着不受约束，因为他们最需要农民的力量，农民最驯良，最肯对国家尽责任，国家需要他们的血汗来服役，更需要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供皇家和贵族们挥霍。

他们都是农民头上的寄生虫，他们非要农民回来不可。

于是有招抚逃民之举。

六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

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所在着籍，授田输赋。

（240）还是要责成所在地的官吏勒令逃民回到原籍去，给以一年的休息，第二年起还是照未逃亡前一样生活。

事实上不能强迫回到原籍去的，便令落籍在所逃亡的地方，照常尽百姓的义务，依旧被圈定在一土地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