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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不堪剥削，依旧逃亡。

宣宗时特增府县佐贰官，专抚逃民。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七宣德六年（1431）三月丁卯条：

先是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陈斌言：“各处复业逃民，有司不能抚绥，仍有逃窜者。

乞令户部都察院各遣官同布政司、按察司取勘名数及所逃之处，取回复业。

府县仍增除佐贰官一员，专职抚绥。”

上命行在户部兵部议。

太子太师郭资等议：“在外逃民多有复业而再逃者，今当重造籍册，民若逃亡，籍皆虚妄。

今拟南北直隶遣御史二员，各布政司府州县皆添设佐贰官一员，专抚逃民。”

上曰：“凡郡县官俱以抚民为职，何用增设。

官多徒为民蠹，其更令吏部拟议以闻。”

至是吏部言：“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浙江、江西有巡抚侍郎，其府州县七百三十五处已于额外增官一员，凡七百三十五员，宜改为抚民官。

其余府州县宜各添设佐贰官一员。”

上从之曰：“此亦从权，若造册完，取回别用。”

于是增除府州县佐贰官三百七十一员。

因为是刚到十年一度重造黄册的期间，质以特别增设抚民官。

希望人口土地和册籍一致。

可是这种重床叠屋的官制、头痛医头的办法，仍不能阻止农民的再度逃亡。

《明英宗实录》卷十八正统元年（1436）六月甲寅条：

山西左参政王来言：逃民在各处年久成家，虽累蒙恩诏抚回，奈其田产荒凉，不能葺理，仍复逃去，深负朝廷矜恤之意，请令随处附籍当差。

农民逃亡后在另一地域已开垦成一新家，硬又让他们回到久已荒芜的老家去，自然不能不做第二次的逃亡。

同年闰六月戊寅条：

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言：“山西河南旱荒，人民逃移，遗下粮草，见在人户包纳。

是以荒芜处所，民愈少而粮不减，丰熟地方，民愈多而粮无增。

乞令各处入籍，就纳原籍粮草，庶税无亏欠，国无靠损。”

以此重又下令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地方。

同年十一月庚戌条：

先是行在户部奏：“各处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

以致本籍田地荒芜，租税逋负。

将蠲之则岁入不足，将征之则无从追究。

宜令各府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交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

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

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

上命下廷臣议。

至是佥以为便，从之。

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的办法，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流移，册籍早已混乱，无从互报。

而且即使册籍俱在，也不过是文字上的装饰，和实际情形毫不相干。

如宿州知州王永隆所说造册报部的情形：

正统二年（1437）二月辛酉，直隶凤阳府宿州知州王永隆奏：“近制各处仓库储蓄及户口田土并岁入岁用之数，俱令岁终造册送行在户部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