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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8页）

州县唯恐后期，预于八月臆度造报。

且八月至岁终，尚有四月，人口岂无消息，费用岂无盈缩，以此数目不清，徒为虚文。”

（241）

正统五年（1440）四月又规定逃民抚恤办法：

一、各处抚民官务要将该管逃民设法招抚，安插停当，明见下落。

其逃民限半年内赴所在官司首告，回还原籍复业，悉免其罪，仍优免其户下一应杂泛差役二年。

有司官吏里老人等并要加意抚恤，不许以公私债负需索扰害，致其失所。

其房屋田地，复业之日，悉令退还，不许占据，违者治罪。

二、逃民遗下田地，见在之民或有耕种者，先因州县官吏里老人等，不验所耕多寡，一概逼令全纳逃民粮草，以致民不敢耕，田地荒芜。

今后逃户田地，听有力之家尽力耕种，免纳粮草。

三、逃民既皆因贫困不得已流移外境，其户下税粮，有司不恤民难，责令见在里老亲邻人等代纳，其见在之民被累艰苦以致逃走者众。

今后逃民遗下该纳粮草，有司即据实申报上司，暂与停征，不许逼令见在人民包纳。

若逃民已于各处附籍，明有下落者，即将本户粮草除豁。

违者处以重罪。

（242）

抚民官的派出，目的本在抚辑流亡。

可是恰和实际情形相反，恤民之官累设而流亡愈多（243），他们不但不能安抚，反加剥削，纵容吏胥里老人等生事扰害。

（244）正统十年（1445）从张骥言，取回济南等府抚民通判等官。

（245）一面于陈州增设抚民知州，令负责招抚（246），又置山东东昌府濮州同知、直隶凤阳府颍州府亳县县丞各一员，专管收籍逃户。

（247）专负抚民的，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则抚定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逃民七万余户，居相近者另立乡都里，星散者就地安插。

（248）可是不到一年，又复逃徙，同书卷一四六正统十一年（1446）十月乙已条：

河南左布政使饶礼奏：“外境逃民占河南者，近遇水旱，又复转徙，甚者聚党为非。”

另一面则虽设官招抚，逃民亦不肯复业。

如景泰三年（1452）五月敕巡抚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虽常招抚，未见有复业者。”

（249）

虽然有黄册，有逃户周知册，可是都只是官样文章，簿上的数目和实际完全不符。

由此发生两种现象，第一是户口和土地的减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锐化。

成化中（1465—1487）刘大夏上疏言：

今四方民穷则竭，逃亡过半。

版籍所载，十去四五。

今为之计，必须痛减征敛之繁，慎重守令之选，使逃民复业，人户充实，庶几军士可充，营伍可实。

（250）

从户口方面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条：

国家户口登耗之异，有绝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天下承元之乱，杀戮流窜，不减隋氏之末，而户尚有一千六百五十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

其后休养生息者二十余年，至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而户一千六十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万一千二十六。

计户减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三，口减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则户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

夫是时靖难之师，连岁不息，长淮以北，鞠为草莽，而户骤增至七十八万九千五十余，口骤增至一千二十九万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户复为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二十，口复为五千九十五万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户却减九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九，口减五百三十五万五百五十六，又何也？……自是休养生息者六十年，而为天顺七年（1463），户仅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一十二，口仅五千六百三十七万二百五十，比于旧有耗而无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户为九百一十万七千二百五，减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口为六千四十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万九千八十，其户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户不甚悬绝，二十二年（1486）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极也。

二十三年（1487）而仅五千二十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间而减一千五百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部之稽查，皆儿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