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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第2页）

今转衰弱，邻国竞侵。

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

若见哀念……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

（10）

其他诃罗单（在今爪哇）、媻皇、媻达（巴塔克人，印度尼西亚民族之一）诸国并遣使来献，受中国策命，王其国中。

阇婆婆达国表文有“虽隔巨海，常遥臣属”

（11）之语。

据正史所记当时婆罗洲、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中诸国，均航海来称臣纳贡。

中国朝廷视此类使臣之来朝，即为外国臣服之证，于其地之土地及政权初不过问，其唯一之条件即为奉中国正朔。

而在实际上，除少数例外，大多国家之入贡，常以请求通商权利及得中国朝廷之赏赍逾于贡品之价值为目的，马端临所谓“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

者也。

此种情形，中国朝廷亦未尝不明知，例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谕爪哇（Java）国王诏所云：

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

朕君主华夷，按驭之道，远迩无间。

尔邦僻居海岛，顷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朕皆推诚以礼待焉。

（12）

不过是要自居天朝，“君主华夷”

，不得不用赏赐名器和通商利益去羁縻，以为夸耀中外之计而已。

中国与南洋贸易之中枢为广州，据唐僧鉴真所记：“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时，广州珠江之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舶无数。”

（13）昆仑一名据费琅考定，在13世纪以前，中国人以之统名苏门答腊、爪哇印度化之群岛人民，与大陆上印度化之占波、吉蔑、得楞诸种，同用昆仑语（古爪哇之Kawi语）之人民。

（14）当时往来东洋之商舶，较法显时代已大有进步，“舶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

（15）。

以师子国舶为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豢养白鸽为通消息及搜索陆地之用。

（16）至11世纪﹑12世纪之交，华船航行已知利用指南针。

（17）外商之来广州多乘中国船。

（18）中国船之往大食，则以形体重大，于波斯湾航行不便，必自故临易较小之波斯船以往。

（19）南洋航业几为中国及波斯商人所垄断。

至元世祖注意海外，至元二十一年（1284）由国家造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

（20）其构造设备及载量皆冠绝千古。

（21）百余年后遂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

海外贸易渐盛，中国商船之出口及外国之商船之来华者日多，于是政府不得不设官管理。

唐开元（713—741）初期已设市舶使之官，专司市舶。

（22）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福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松江并为当时贸易要港，而以广州为最繁盛。

（23）宋初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者，一切均由其主管，当时谓之三司。

北宋末年泉州之外国贸易渐盛，亦置市舶司。

南渡后，以地近首都，贸易日盛，海舶辐辏，遂成为当时世界最大之贸易港。

（24）元至元十四年（1277）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