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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1550）职方主事沈朝焕在点发班军月饷时，发现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

后来索性专以班军做工，也不营操了。

班军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间的便改行做商贩工艺，按时给他们所属的班将一点钱。

到末年边事日急，又把班军调到边方，做筑垣负米的劳役。

从班军一变而为班工，从应役番上到折乾雇募，虽然名义上还仍旧贯，可是实质上已经变质了。

在京卫军的情形，也和班军一样地困于役作。

成化时以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此后京军便专掌于内臣。

其他管军将弁也照例由勋戚充任。

在这一群贪婪的太监和纨绔的将弁统率之下，发生了种种弊端：第一是占役，军士名虽在籍，实际上却被权贵大官所隐占，替私人做工服役，却向政府领饷。

第二是虚冒，军籍本来无名，却被权贵大官硬把家人苍头假冒选锋壮丁名色，月支厚饷。

有人领饷，却无人应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华传》）。

第三是军吏的舞弊，军士在交替时，军吏需索重贿，贫军不能应付，虽然老羸，也只好勉强干下去。

精壮子弟反而不得收练。

以此军多老弱。

第四是富军的贿免，有钱的怕营操征调，往往贿托将弁，把他搁在老家数中。

贫军虽极疲老，也只能勉强挨命。

积此四弊，再加上在营军士的终年劳作，没有受训练的机会，名虽军士，实则工徒。

结果自然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同上书卷八九《兵志》一）。

成化末年京军缺伍至七万五千有奇。

到武宗即位时，十二团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

武宗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军籍应当有三十八万余人，较明初时已经只剩十分之五，实存者不及十四万，较原额缺伍至六分之五，较现额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强。

可是中选者又只二万余人。

世宗立，额兵只有十万七千余人，实存者仅半。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围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都门，皆流涕不敢前。

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疏言：

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

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

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

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比敌骑深入，战守倶称无军。

即见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

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

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冑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到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

《明史》卷二六六《王章传》记：

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