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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和宫廷费用分开（同上书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储》）。

军饷又概由屯田和开中支给。

所以明初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如永乐、宣德时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虽然费用浩繁，国库还能应付。

可是军屯和商屯两种制度，不久便日趋废弛，国库也不能维持其独立性，为内廷所侵用。

卫军坏而募兵增，政府既须补助卫军饷糈，又加上兵的饷银，国家经费，入不敷出，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以出为入，发生加派增税捐纳种种弊政，农民于缴纳额定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一层军兵费的新负担。

军屯之坏，在宣德初年范济即已上书指出。

他说：

洪武中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为善策。

比者调度曰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

兼养马采草伐薪烧炭，杂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农业焉得不废。

（同上书卷一六四《范济传》）

屯军因杂役而废耕，屯的田又日渐为势豪所占。

（53）正统以后，边患日亟，所屯田多弃不能耕。

再加上官吏的需索，军士的逃亡，屯军愈困，卫所收入愈少。

（54）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减轻屯粮，免军田正粮归仓，只征余粮六石。

弘治时又继续减削，屯粮愈轻，军饱愈绌。

《明史》记：

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

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

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

正统以后政府便须按年补助边费，称为年例。

军屯以势豪侵占，卫军逃亡而破坏，商屯则以改变制度而废弛。

《明史·叶淇传》：

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

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百余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同上书卷一八五）

盐商从此可以用银买盐，不必再在边境屯田。

盐课收入虽然骤增，可是银归运司，利归商人，边军所需是月粮，边地所缺的是米麦，商屯一空，边饷立绌。

《明史·食货志》说：

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后来虽然有若干人提议恢复旧制，但因种种阻碍，都失败了。

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同上书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

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

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复屯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