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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

而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

土木日兴，科敛不已。

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

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1495）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同上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同上书卷一九二《张原传》）。

京粮岁入三百五万石，而食者乃四百三万人（同上书卷二〇一《周金传》）。

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

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

（55）嘉靖五年（1526）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两（同上书卷一九四《梁材传》）。

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1522）至十五年（1536）积至八十万两，自二十一年（1542）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两。

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两，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

（56）接着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

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

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同上书卷二五五《李戴传》）。

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同上书卷二〇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

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

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多于前，而所费数倍。

（同上书卷二一四《马森传》）

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两也只能敷衍一年。

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只进十万两（同上书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渐渐成小康的局面。

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

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

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57），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58）。

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

（59）又从万历六年（1578）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

（60）万历二十年（1592）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

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

（61）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

《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

（同上书卷二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