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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

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

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

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

明年复加三厘五毫。

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

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〇《李汝华传》）

接着四川、贵州又发生战事，截留本地赋税做兵饷，边饷愈加不够。

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1610—1627）负欠各边年例至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七钱三分（《石隐园藏稿》卷六《详陈节欠疏》）。

兵部和户部想尽了法子，罗掘俱穷，实在到了无办法的地步，只好请发内库存银，权救边难，可是任凭呼吁，皇帝坚决不理，杨嗣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所上的《请帑稿》颇可看出当时情形：

今曰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

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借，而挪借尽矣。

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

一议搜括，而搜括尽矣。

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

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难万苦。

臣等只得相率恳请皇上将内帑多年蓄积银两，即日发出亿万，存贮太仓，听户部差官星夜赍发辽东，急救辽阳。

如辽阳已失，急救广宁，广宁有失，急救山海等处，除此见钱急着，再无别法处法。

（《杨文弱集》卷二）

疏上留中，辽阳、广宁也相继失陷。

天启时诸边年例又较万历时代增加六十万两，京支银项增加二十余万两（《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查九边军饷疏》）。

辽东兵额九万四千余人，岁饷四十余万两，到天启二年（1622）关上兵只十余万人，月饷至二十二万两（《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军费较前增加六倍。

新兵较旧军饷多，在招募时，旧军多窜入新营为兵，一面仍保留原额，政府付出加倍的费用募兵，结果募的大部仍是旧军，卫所方面仍须发饷。

（62）从泰昌元年（1620）十月到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十四个月用去辽饷至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余两，较太仓岁入总数超过三倍。

（《杨文弱集》卷四《述辽饷支用全数疏》）

崇祯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另一方面“流寇”

四起，内外交逼，兵愈增，饷愈绌。

崇祯二年（1629）三月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

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

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

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九十六万二千，盐课百十一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

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

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

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

（《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