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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辽饷不算，把全国收入，全部用作兵费还差三分之一。

崇祯三年（1630）又于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赋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63）同年度新旧兵饷支出总数达八百七十余万两，收入则仅七百十余万两，不敷至百六十万两（《石隐园藏稿》七《兵饷日增疏》）。

崇祯十年（1637）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名为剿饷：

其筹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

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有奇。

溢地者，民间土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

事例者，富民输赀为监生，一岁而止。

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初嗣昌增剿饷，议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

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崇祯十二年（1639）又议练兵七十三万人，于地方练民兵，又于剿饷外，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时论以为：

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

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

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

抽练而其余遂不问。

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

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

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

（同上）

从万历末年到这时，辽饷的四次递加，加上剿饷、练饷，一共增赋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

这是明末农民在正赋以外的新增负担！

崇祯十六年（1643）索性把三饷合为一事，省得农民弄不清楚和吏胥的作弊。

（同上书卷二六五《倪元璐传》）

因外族侵略和农民起义而增兵，因增兵而筹饷，因筹饷而加赋。

赋是加到农民头上的，官吏的严刑催逼和舞弊，迫使农民非参加起义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说：

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

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

结果是朱明统治的被推翻。

“流寇”

领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号是：

从闯王，不纳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