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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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作别农场（第2页）

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只要十年你就能惬意地走在高大的蓝桉树和金合欢树下了，它们是你亲自在雨里从园艺花圃里成箱搬出来的，每箱放十二株树苗。

我反思，我本可以在内罗毕有很好的木材和柴火销量。

种树是高尚的职业，许多年后你想起它还会心满意足。

从前农场上有绵延的天然森林，但在我接手农场前被卖给印度人砍伐了，真悲哀。

我自己在艰难时日里，也不得不去工厂旁的土地上砍树给蒸汽机当燃料用，这片有着高大树干和活泼绿影的森林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除去砍树这件事，我这一生没有为做过的其他事情更加后悔过。

我负担得起的时候，会在小片的地里种上尤加利树，但没什么结果。

如果我在五十年前用这种方法把上百亩的地种上树的话，那么农场此时就会变成一片会唱歌的树林，再加以系统经营，河边造一座锯木厂。

尽管农场的佃农对时间的概念与白人不同，他们却一直充满信心地翘首企盼人人都有充足柴火的那一天，就像昔日那样，寄希望于我现在马上要动手去种的那片森林。

我也有过计划，想在农场上养牛和经营奶厂，但我们处于不洁地区，意思是在这片陆地上会有东海岸热疫。

如果要养特级牛的话，你就必须浸牛，这项成本让你很难与那些处在内地干净区域的养牛商竞争，不过，我离内罗毕很近，这样我可以早晨开车送牛奶进城。

我们曾养过一群特级牛，而且也在平原上造了一个很好的浸牛池，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卖掉它们。

浸牛池里长满了野草，最后立在那里，像一处下沉倾颓的虚妄废墟。

再后来，晚上在挤奶的时段，我走去马武盖或卡尼奴的畜栏，闻到牛的甜香气味，我再次感到阵痛，那是对拥有自家牛棚和奶厂的向往。

我骑马走在平原上时，脑海里的斑点奶牛像花朵一样星罗棋布。

这些计划都随着岁月流逝变得非常遥远，最后几乎无法理清。

如果我真能让咖啡种植取得收益，让农场维持下去的话，我根本不介意那些计划。

背一座农场在肩上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的土著佃农，甚至我的白人雇员们，都让我独自一人替他们所有人担惊受怕，有时在我看来，甚至连农场的公牛和咖啡树都是如此。

好像会说话的生灵和哑巴们都约好了似的，把迟来的雨和寒冷的夜都归咎于我。

在晚上，似乎我安静地坐下读一会儿书都是不对的。

我被唯恐失去农场的恐惧感推出家门。

法拉知道我所有的伤心事，他不同意我晚上出去散步，他提到日落时在家附近徘徊的猎豹；他这个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的白袍身影会一直站在游廊上等我回来。

但我太难过了，脑子里根本顾不得什么猎豹，我知道晚上去农场的路上转悠根本于事无补，但我还是要去，像个被下了走路指令的游魂，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以及要走去哪里。

我离开非洲的两年前回了趟欧洲探亲。

我在咖啡采摘季旅行回来，到达蒙巴萨之前都收不到收成的消息。

在船上，我一直在脑海里斟酌这个问题：当我身体健康，生活也看似友好时，我估算我们该有七十五吨的收成；但当我不舒服或紧张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也只能有六十吨收成。

法拉来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收成的事，我们环顾左右地谈论农场上的其他消息。

晚上快上床睡觉时，我实在没法再拖下去了，我问他到底他们在农场上收了多少吨咖啡。

索马里人通常很热衷于宣布灾难，但此时法拉并不开心，他极其严肃地站在门口，半闭上眼睛后把头朝后仰，吞下悲伤。

他说：“四十吨，夫人。”

听到这话，我知道我们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世上所有的颜色和生命都从我身旁淡出了，阴冷压抑的蒙巴萨酒店房间里，水泥地面、老式铁床架和用旧的蚊帐，此时都如这世界的象征般呈现出重大意义，这就是没有任何装饰润色的贫瘠生活。

我对法拉再说不出话，他也没再讲话，走开了。

世上最后一个友好的对象。

但人类的头脑总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深更半夜时我想，要是在老克努森的眼里，那四十吨已经很了不起，是悲观的情绪——悲观情绪才是最致命的恶习。

既然无论如何我都要卷铺盖回家，我何不再次开动马达。

我人还在，我的朋友也会来看望我。

十小时内我就能从铁路上看到西南方向映衬着恩贡山的蓝色天空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