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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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拉和我清家（第5页）

很多个下午，我们都在对着一小群在草坪上吃草的本地牛沉思。

我从头清点了一遍它们的年龄、特征和产奶量，英格丽为这些数字叹息尖叫，就好像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肉体伤害。

她一头头地仔细检查了它们，不是以交易的角度——我的牛都要留给仆人，仅仅是为了权衡估量我的损失。

她依恋香甜软弱的牛犊，为了给自家农场搞到几头有牛犊的母牛，她经历过长期的斗争。

现在不为任何原因，也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她用深沉狂怒的眼神谴责我抛弃牛犊的行为。

我相信，一个男人若走在丧亲朋友身边，自己的脑海里却一直在重复“谢天谢地不是我”

的话，他会觉得自责，会尝试抑制这种感觉。

但在两个女性密友之间则是另一回事，一人会对另一人的悲痛展现出她深切的同感。

幸运的那位理所当然会一直在自己的心里重复同一句话：“谢天谢地不是我。”

这非但不会在两人之间挑起反感，反而会让她们更加亲密，给原有的虚礼客套带上切身体会。

我总结出，男人没法轻易和气地嫉妒或压倒对手，而新娘的风头却可以天经地义地盖过伴娘，月子期间的访客也可以天经地义地嫉妒孩子的母亲。

没有任何一方会在这种时候觉得低人一等。

一个丧子的女人可能会把自家小孩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清楚地意识到朋友在心里重复着：“谢天谢地不是我。”

但这两人都会认为这再自然恰当不过了。

英格丽和我就是这样。

我们走过我的农场时，我知道她心里在想着自己的农场，庆幸自己的运气，因为农场还属于她，并且她在用尽全力地把控它，我们对此都心照不宣。

抛开旧卡其外套和裤子的外表，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话中的女性，分别以幸运的白衣和不幸的黑衣蔽体，我们是一个整体，都只是非洲农夫生活的魔仆。

几天后英格丽告别我，坐火车回恩乔罗。

我再没有马可骑，散步也因为没有狗的陪伴变得异常沉寂安静，但我还有车，我很高兴车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家佃农的命运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因为买下农场的人计划砍掉咖啡树，把土地分割作为建筑用地出售，他们就不再需要佃农了。

交易刚一结束，他们就给佃农六个月的期限搬出农场。

这一决定在佃农看来既意外又让人困惑，因为他们一直活在错觉里，认为土地本就属于自己。

很多人在农场出生，还有人在孩提时就随着父辈来到这里。

佃农们知道，为了留在土地上，他们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作为报酬，他们每三十天收到十二先令，这些账目都放在农场的办公室里。

他们也知道必须向政府交草棚税，每座草棚十二先令，对一个在世上除了两三座草棚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负——草棚的数量取决于他的妻子数目，基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备好属于她自己的草棚。

我的佃农们会时不时因为冒犯举动而被威胁赶出农场，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地位并不完全稳固。

他们很不喜欢草棚税，我在农场上帮政府收税时，他们给我找了很多麻烦，让我听大堆的抱怨唠叨。

但他们还是把这些东西都看作生活中寻常的酸甜苦辣，从没有放弃希望，坚信有朝一日能躲开它们。

他们没有想过，世上可能潜藏着一条针对他们所有人的普适原则，时候到了，它会以致命的、压倒性的方式现出原形。

他们一度决定把农场新主人的决策看作一个妖怪，看作他们可以勇敢忽视的东西。

在某些方面，我不是说全部，白人在土著头脑里占据的位置就像上帝这一概念在白人头脑里占据的位置一样。

我有过一份印度木材商草拟的合同，里面包含这样的文字：“上帝的作为。”

我对这一表述不熟悉，草拟合同的律师努力为我解释。

“不对，不对，夫人，”

他说，“你没有真正理解这条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