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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苦与甜（第3页）

胡适感觉臭名昭著的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主义”

也太不值钱了不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吧，胡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确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陈之谦感觉胡适的话虽然有一定道理，对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也不无教益，但仍然是空头支票，因为缺少后半句：究竟中国应该怎么办。

而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理论，让陈之谦十分受用。

他便写文章予以支持和夸赞。

全国解放以后，农家人出身的陈之谦依然认为中国应该认真解决农村问题，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达到八亿，而农民要占到五亿以上，说到底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广袤的农村土地还十分贫瘠，主要“靠天吃饭”

，如果风调雨顺，便是丰收年，否则就不好办。

“民以食为天”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等等，是人人皆知的浅显道理。

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以往梁漱溟“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

的观点并未过时。

毛泽东不是也在好多场合都说过“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村问题”

昂？

问题回到身边的几个孩子，谁去农村干，并不简单是去伺候你们的沙荆花母亲（大娘），也不简单是发扬风格放弃吃商品粮的机会，而是要有雄心壮志，立志在农村扎根，干出一番事业，这是最重要的。

陈之谦说，党中央从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的问题，多年来有很多城里的年轻人上山下乡，这并不简单是为了疏散城市人口和增加农村劳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透着“乡村建设”

的一种战略思考和设计，缺乏知识和人才的农村，不可能快速发展。

就说现在白，农村有多少“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的文盲？遗憾的是，因为政策不够完善，这件事被小看和低看，提起去农村，就是“变相劳改”

，尤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提法如此消极，把知识青年的身价贬得如此之低，几个邢燕子、侯隽的典型，哪里抵挡得了方方面面的诟病，而身在农村的人又以逃离农村作为人生的一大成功。

呜呼哀哉！

这种情况希望在你们手上得到改变。

我以年近古稀的年纪做资本告诉你们——中国能不能整体快速发展，取决于农村！

“尤其你们的父亲郭山河，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战斗在农村，牺牲在农村；农村有着郭山河未竟的事业，接过他的接力棒继续长跑，要靠你们这些后生，这样，他在九泉之下才能瞑目！”

六个孩子，四男二女，全都摘下军帽，似在向九泉之下的郭山河默哀，气氛沉闷，大排行老五的郭向前轻声道：“姥爷，这事就这么定白，俺去河川镇。”

郭向前性格内向，不善言谈。

初生时不爱说话，已经三岁了才开口喊妈妈，人们还以为他是个哑巴。

长大后也基本不说话，话少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