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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第2页）

儿子出生后，我们开始为出生前或出生后失去孩子的父母主持追思会，我们想要帮助那些在痛苦中苦苦挣扎的人。

我们也更理解彼此，关系更好了。

我们花更多的精力沟通，不再纠缠于曾经令我们害怕、生气或不愉快的小事。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恩、更快乐，真正地享受彼此共度的时光。

我经常思考失去女儿的经历让我成长了多少，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内疚。

她离开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如此丰盛。

接着，我会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小小安慰，在我前行时，女儿的灵魂一直相伴左右，为我加油。

这种感觉促使我更投入地生活，拥抱生命的挑战。

我觉得自己在用积极的生活纪念我的女儿，虽然没出生她就走了，但点燃了我内在的火炬，一直照亮我前行的路。

现在，纳尔逊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42岁母亲，还是一名法医。

她也一直在做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HandofthePeninsula”

组织的志愿者。

纳尔逊的经历，虽然独特，但反映了很多受过创伤或遭受打击的人的故事。

经历导致极大的痛苦，但同时，激发了积极改变。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

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包括暴力、虐待、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危及生命的疾病，甚至长期的空间恐惧，都能够带来创伤后成长。

在那些生活于持续压力下的人中，比如照顾发育失调的孩子、受脊柱损伤折磨、工作中要应付痛苦事件、罹患慢性疾病，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甚至经历过最恐怖事件的人，比如强奸受害者和战争囚犯，也汇报过这类成长。

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许多文化和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以色列、伊拉克、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在这方面都有记载。

当人们描述如何从创伤事件中成长时，他们谈到了与纳尔逊夫妇类似的改变。

以下是一些最普遍的成长方式：

·觉得与别人更亲近，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我发现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了；

·我有了更强的宗教信仰；

·我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了新的路径。

创伤后成长的普遍程度很难估计。

然而，它绝不罕见：74%经受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年轻人，83%携带HIVAIDS病毒的妇女，99%工作中必须面对痛苦的救护车司机，都汇报了这类成长。

2013年一份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宣称：“成长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有的偶然现象。”

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人们从痛苦中反弹，再不为创伤所动。

人们看到自己或生活的积极改变，并不表明他们不再痛苦。

实际上，对同一个痛苦事件，人们一般既说有成长，也说有伤害。

2014年针对42份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创伤痛苦越严重，越预示着更大的成长。

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创伤后的痛苦与成长不是分离和孤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