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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的宋朝（第2页）

在他所处的10世纪，已经全然不同于周汉之世。

经长年战乱摧残，长安等北方都城早已不复旧日繁华。

南朝时衣冠南渡，南方获得大开发，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转移至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则依旧保留在北方，一南一北两个重心彼此分离。

如果缺乏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南北连接起来，南方的经济资源就无法输送到北方，北方那些军政重镇势必难以维持，进而危及整个王朝的安全。

在铁路与火车被发明出来之前，水运线无疑是最为经济、快捷的运输网络。

但中国的黄河、长江大体上都是东西走向，南北之间找不到贯通的水运线。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当然并不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美女，而是要打通南北的补给线。

五代画家巨然绘制的《长江万里图》（局部）

大运河凿成，南北贯通，中华帝国才可能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富庶的南方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物资的大后院。

位于运河线上的汴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均定都于汴梁。

宋承五代之旧，也以汴梁为首都，因为不能不顺应历史趋势。

北宋时期的汴梁，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

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衔接，合称“漕运四渠”

。

来自陕西的物资可从黄河—汴河运至汴梁，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京，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以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水，运达京师。

其中连接东南六路的汴河—大运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因此，北宋立国未久，便设立了一个叫“发运司”

的机构，来统筹东南六路的物资运输：“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

那么，每一年从东南六路经大运河运入汴梁的物资有多少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

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

通羡余，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仅仅官运的漕粮一项，每年就以六百万石为常额，多时竟达八百万石。

如果作为口粮，可供六七十万人一年之需。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运输风光

除了漕粮，汴河—大运河运输线每年还从南方运入大量的其他物资，用于官府消费。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知制诰富弼在一份报告上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指东南六路加上福建、广南东、广南西）。

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

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给也。”

因此，我们说汴河—大运河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并无半点夸张。

实际上，宋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大运河是商业繁华的动力源

对宋王朝来说，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维系帝国政治安全的补给线。

运河的功能被完全调动起来之后，便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地塑造了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

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

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

宋朝的立国者迁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