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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的宋朝（第3页）

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宋太祖所担心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其实并没有到来。

运河与首都的亲密接触，反而将整条运河线的经济活力调动起来，创造了北宋的商业繁华。

运河的运输功能并不是由国家独享的，它是一个开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

在运河中往来的不仅有漕运官船，无数民间的商船、货船、客船也日夜穿梭于运河线。

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于是在运河沿线，无数市镇应运而生。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访问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寻沿着运河从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河见到的繁华市镇。

如船至宋州，在大桥下停宿，成寻看到“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

，“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记尽”

。

宋朝这些商业性市镇的格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性城市。

行政性城市是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中心，市镇则是民间自发生成的工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运输中心。

运河两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郑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扬州、真州、常州、苏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运河经济的辐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区域市场，八方辐辏，商旅云集，人烟稠密。

《宋史·地理志》收录了近50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处于运河网络之中心的汴京，人口更达百万之巨。

通过对宋朝商税分布的分析，也可以发现，以运河为代表的水运网络对于宋朝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如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约有800万贯，其中近400万贯集中在包括汴河、蔡河等运河在内的十二条河流沿线。

而汴京的商业布局，也因为运河表现出全新的面貌。

看过《清河上河图》长卷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汴河两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瓦舍勾栏鳞次栉比，连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了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的热闹仍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京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

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商业性市镇、热闹夜市、临街开设的商铺，在“唐宋大变革”

发生之前，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在所谓的盛唐，县以下不设市；城市实行坊市制，即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隔开，商贾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做生意；入夜则实施宵禁。

这些带有明显中世色彩的商业限制，到了“运河中心”

时代，都瓦解了。

因此，海外一部分汉学家相信，宋朝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

我们也不妨说，此“城市革命”

乃是运河经济的辐射力所促成的。

《清明上河图》中的货船

运河代表的水运网络的开发，也使得大宗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

宋朝之前的商人，还秉承着“千里不贩籴”

的古老习惯，因为将粮米运至千里外销售，成本太高了。

但在宋朝，发达的水运网络将“千里贩籴”

的成本大幅降了下来，于是“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

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